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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紧缩的时期开始了。周日以继夜地核对着粮、棉、油、肉的生产数字。他躺在床上，周围堆满了报告，对全国各省以及 2000 多个县的情况逐一进行核对。
一位迷惑不解的秘书建议说：“总理，让别人替你核对吧。”周恩来反问道：“别人？那我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呢？”
瞬间的犹豫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庐山会议的结局和懦弱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反对毛的话，与莫斯科的争吵就可能平息，其后果就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倒向苏联，从而加强赫鲁晓夫对抗美国的地位。事后猜测是徒劳无益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对莫斯科有利的变化，那将会改变历史。当时周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他最终没有对毛、对“大跃进”进行攻击，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
这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正如他当年在日本替朋友扫清了地板上的玻璃碴一样，他把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重新拼在一起，使国家恢复了秩序。但1959 年这个不洋的年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周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加沉重了。
注释
作者对许多人，特别是参加 1988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周恩来研讨会的刘焱先生及其他研究者谨表谢意。
①1963 年和 1964 年作者采访过经济学家马洪、勇龙桂及其他一些人。
②关于捕杀麻雀，作者写过《麻雀的厄运》。当时该书在北京引起不快，但后来人们认为讲的是实情。
③周恩来经常提到生育条件较差一事，特别是 1973 年对韩丁和其他美国人
谈过此事。
④引自作者与捐画的吴作人及其他画家的谈话。
⑤引自李锐回忆录手写稿，韩紊音文档。
⑥引自作者对西园寺公一的采访和交谈。西园寺曾安排作者在 1970 年访日和讲学。
第五章 与尼赫鲁的冲突——西藏、印度以及边界问题（1954—1970）
——中印边界冲突
——1959 年 10 月，作者与周谈有关印度和西藏的问题
——1960 年 4 月，周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会谈
——1961—1962 年，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边界
——1962 年夏，尼赫鲁下专进攻中国
——1962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国进行匣击，然后单方面后撤
——1970 年，周与作者及其丈夫谈话，寻求重开边界谈判
1959 年 10 月底，“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北京依然盛行。早霜染白了沉闷的街道，第一批冬储大白菜已运到了尘土飞扬的胡同里。到处都充满了冬天的怨气，与任何人交谈都会感到忐忑不安。我见到的所有人都态度生硬，满腹牢骚。食品出现短缺，到 11 月，肥皂、服装、鞋子、缝衣针、木材、纸张、煤炭部不能保障供应。1955 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现在定量已大为削减，今后两年内还会进一步减少。
我是不太受欢迎的人。我被安顿在一间冷清的饭店里，龚澎的一个下属前来看我——甚至龚澎本人也明显地在回避我——我们谈得很不投机。我主动提出给她一盘《世界真小》的电视节目录相带，想以此为例子，使他们了解我与美国一名著名记者就中国问题进行的多次斗争①。可她对我说：“我们对电视不感兴趣。”我尖锐地反驳道：“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设立新闻办公室、广播电台、新华社，甚至也不需要办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了。” 五天后，一切全变了。我住进了好房间，还请我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11月 10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那次周是在我与龚谈话的第二天刚刚回到北京，并马上安排与我会面的。
周被许多官员威严地簇拥着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华丽的国宾室，他在这里接见了我。他终于得到了我在一次有关中国的重大会议上为中国说话的消息②。
周面容憔悴、显得很疲劳。1956 年时那种愉快、充满信心的神态已不复存在。但他显得神情异常坚定。这种神态改变了他的脸型，使他脸上颧骨突出。他用他那一览无余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扫描。当时，我不知道庐山发生的一切，也不太了解与赫鲁晓夫争论的大部分情况。我似乎因为写了关于愚蠢的麻雀战的文章被列为“敌对分子”，因此受到冷遇。周本人曾说过：“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即使他们提的意见有些刺耳。”我讲过一些刺耳的话，但 1959 年夏，我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上曾为中国的政策辩护。
周象往常一样先问我的健康情况，然后表示歉意说：“今年夏天，我们拒绝发给你签证是错误的……龚澎当时不在，是别的人处理的。”我回答说：“总理，是我的问题，也许我太急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的新闻机构办事太拖拉了。“今年夏天你在加拿大的会议上为中国说话，我们几天前才听说。我还看了你的电视节目录相带。”他略停片刻，咽了口唾沫，好象嗓子很干。“上次你提了许多问题。你这次想问些什么呢？”
“我有个问题，总理，是关于西藏的。你们为什么让达赖喇嘛带着几十人逃走呢？他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其实你们随时都可以阻止他外逃。”
军队的确可以截住达赖喇嘛。他们从头至尾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达赖喇嘛和他行动缓慢的随行人员通过中印边界的日期、时间和具体地点。100 名记者在另外一个进入印度的地点等着da赖一行，直到中方报道了达赖出现的确切地点才改正过来。
周几乎笑了起来。又显露出他以往的机智。“我们可以阻止他，但这意味着使用武力。da赖喇嘛也许会受伤，那么就会严重地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原先，我们以为他的出走不是自愿的。他曾给我们写信，说他会到我们这边来……可后来他跑了。我们以为他很可能是被他身边的喇嘛绑架走的。我们还为他保留着他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的职位。门是敞开的，他随时都可以回来。”③
我说我不相信达赖喇嘛会回来，也不相信事情会容易地得到解决。周接着用很长时间准确地、详细地谈了西藏的历史。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起（公元 1271 年—1368 年），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连英国入侵西藏时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后，我们督促僧侣进行改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让一个地区有农奴为僧侣领主干活。我们决定不强制进行改革，答应等待。但历史不会倒退……当改革遍及中国大地时，西藏也受到了影响。”这番委婉的话说明，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周关于将改革推迟到 1962 年的许诺没有兑现。但周说，达赖喇嘛的出逃也是外国干涉的结果。西藏南部发生的康巴叛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武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印度提供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甚至还发表了如何援助康巴的报告。西藏要前进，它不能成为一种古老社会制度的博物馆……也不能变成保留地，象美国的红色印第安人那样。西藏要与祖国一起共同进步。1954 年前，西藏没有一所医院，除宗教学校外。也没有一所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英国人 20 世纪初占领拉萨后，在那设了一个英国贸易机构。1914 年，英国军官麦克马洪用一根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张小小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将西藏一大块土地并入英属印度。周指出，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这条麦克马洪线④。
但是，周说，尼赫鲁“英国化太深了。”“他在言行方面就象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扩张主义的衣钵。”1950 年 10 月，解放军入藏是得到西藏当局同．．．．．．．意的．．，印度政府却说这一行动”令人遗憾”。中国人关闭了英国贸易机构，但尚未着手处理边界问题。
我知道尼赫鲁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有的提醒尼赫鲁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废除麦克马洪线这种任意划定的界线。尼赫鲁厉声说，”不管有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1952 年 9 月周提出“稳定西藏与印度边界”的问题，建议进行讨论。周说，“不存在什么领土纠纷，仅仅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西段还有阿克赛钦的问题。直到 1947 年在英国地图上这片高原还被称为“未划定”地区，意即还未被并入英属印度。但近年来印度的地图绘制人员一直忙着绘制新的地图，这个地区在新地图上成了印度的一部分。
1953 年一个印度代表团来北京解决英国在拉萨的贸易机构问题。印度政府当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尽管印度的外交官试图从法律上区分“主权”和“宗主权”。周曾声明“中文里没有宗主权一词。”尽管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衅，周那时还是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会更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解决。”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万隆会议。但 1956 年 10 月尼赫鲁在访问北京时，提到了中国地图上的”错误的边界线”。周有针对性地答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绘制新的地图。”印度的巡逻部队依照他们的新地图，强行进入中国地区，索取更多的领土。周把尼赫鲁的自传拿给我看。这本 1956年在伦敦印的书里的地图表明边界就在中国人所说的地方，而不是在印度人现在声称应在的地方。周恩来问道，“尼赫鲁难道连他自己书里的地图也不看一看？”
然后，周又请人把边界地图拿给我看。我们一毫米一毫米地察看边界线，上面标明了山名、关卡、要塞和发生事件的地点，如空喀山口、郎久等。1953年中国修筑了一条横穿阿克赛钦地区的公路，将西藏与新疆连接起来。印度方面从来没有对此提过抗议。只是当中国边防部队邀请．．印度边防巡逻部队参加庆祝公路开通的宴会时，新德里的印度外交部才突然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大发雷霆。
边界冲突只是边防巡逻部队之间的小磨擦，但是西方新闻媒介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对中国“侵略”的喧嚣谴责，再加上那年春天da赖喇嘛的出逃，这些都损害了周一直努力树立的中国的形象：一个讲道理的、谋求和平的、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开展贸易的国家。周作为杰出的公关人材十分清楚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我说，中国报刊上那些对尼赫鲁进行人身攻击的尖刻辛辣的文章“没有好处”。“总理，你们的揭露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了解。但是公众舆论非常重要，事实往往是次要的，而感情、偏见、非理性的狂热、宗教……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印度人在关于他们‘神圣的土地’的问题上非常感情用事，而且在任何争执中事情的真相总是主要的牺牲品。”⑤
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人民院里有一个反对派，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指控尼赫鲁把印度出卖给了中国。周回答我说，“我们某些年轻干部的确没有很好考虑，发泄不满情绪。”他说话前把目光扫向他的随从人员，象是说“仔细听着”。“我们的确应该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我听说，他曾以和解的口吻给尼赫鲁写了封信。“但是尼赫鲁先生自相矛盾，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了他的讲话。他今天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