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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我去中南海周的住宅拜会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我从六个方面准备了许多问题，其中三个方面涉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1941 年我在重庆见过周恩来。15 年之后，周看上去并不显老。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浑身上下焕发着乐观和自信。在以后的 19 年里，我又见到他十几次，并与他进行了九次长谈。但是只有一次我看见他象 1956 年 6 月那样兴高采烈，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了。那一次就是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
周的会客厅陈设异常简朴。一张罩着灰布的旧沙发，几把罩着中国至今仍然时兴的花边椅套的椅子。就象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客厅。没有古玩、没有价值连城的瓷器、没有昂贵的绘画。周的新闻官员，我的朋友龚澎作了一番介绍。周夸奖我的汉语讲得好。他说：“住在国外的人有时候把本国活都忘掉了。”我想这是他从与华侨来访者的交往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一起喝茶，接下来周开门见山地进入正题，尽管没有对我的采访做任何时间限制（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你提了六个主要的问题，我准备回答其中的三个。我已经让我的一些同事在和你谈话时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你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是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高呢，还是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高？出于某种目的的控制是否最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并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组织的研究受到资金的流向、制度的需要以及经济和国家利益的制约。”
显然，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了其中的道理。虽然文化部是他掌管的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在艺术家、作家、电影和戏剧名角中他也有很多朋友──许多人常来串门，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但文化是社会制度中十分敏感的领域，与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因此共产党对此远比对科学更为关注。周和他的朋友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聂荣臻负责科研、教育以及科学家的培养使用，但是作家不属于周的管辖范围。
周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研究科学。”没有搞出多少具有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大部分科研都是依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独立开展自己的研究课题，集中力量进行符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研究。
你所讲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之为端正方向。周伸出两个手指说道：“有两种态度。有些人只注重能带来实际效果的东西。他们认为其他一切都是浪费时间。别的人（他这里大概是指他本人）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相信基础研究。当然，我们国家是个穷国，缺乏资金。我们必须小心、仔细地计划我们的开支。首要的事情是提高农业生产，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制造我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全部依赖进口，开展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有所创新……”
“你提到需要开展自由讨论。我们的确在进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都辩论不止。”说到这里，周停了下来。或许是因为记起有的决策会议上情况并非如此而感到不安，或许是因为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不太相信的神气。他停顿了一会，咽了口唾沫。突然，我感到他流露了一闪而过的悲伤，我瞥见他很快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痛苦。周说：“我知道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开展辩论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必须为一切领域里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提供辩论更为广泛的机会。没有对话，就没有沟通，没有理解。但是，我们也需要目标一致，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剥削制度。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向知识分子解释我们面临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放弃革命的目标。”
我争辩说，许多科学发现和创新以及艺术创作都是出于偶然，往往有悖常理。个人主义有其价值，应该珍惜。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对艺术作品、书籍或是其他事物作出道德和政治评判只会窒息天才，天才是难以捉摸的。任何新生事物，任何发现，最初总是不被人理解，并遭到排斥。只有容忍、宽松、留有余地才有助于日后的理解和接受……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而且进步离不开思想自由。由于道德不检点或政治观念的原因全面否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事情，因而有百弊而无一利。我本想说“甚至马克思还有过婚外恋呢”，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下说。我提到过一位作家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受到政治上的谴责。周和他的夫人都同意，把道德问题当作政治罪行加以谴责，确实是过分了。我继续为个人主义辩护，周的眼睛闪闪发光。缺乏棱角、唯唯诺诺使他感到恼火，他喜欢辩论。他常常间自己的下属：“你们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告诉我？”如果有人曲意迎合他，他变得十分烦躁。“你就不能提出一点理由来反驳我刚说过的话？”现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个人主义来了。“我们不反对个人主义。我们鼓励新思想、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朝着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老子天下第一的方向发展。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唯我独尊、不管别人。我们认为，最好形式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人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理想。”
他接着谈到中国的封建主义。“我们还受封建主义影响。因为封建主义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我们多次判断失误，犯了许多错误。”这里的“我们”是指周本人、周的同事和共产党。“我承认个人主义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许多人挨饿，什么样的个人主义能够奏效呢？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几年之内我们将进行全民教育。看看我们新的妇产医院，我们的儿童将会健康成长。过去有多少儿童因为缺乏食物和照顾而死亡，或者身心发育不良？个人主义……有利于少数有钱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无所有，甚至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
我（作者自称——译者注）也希望新制度可以消灭旧的暴政。但是，其代价是新的暴政吗？
同说，”每一次革命都有其代价，都犯了许多错误……法国革命是如此……它在一段时期内废除了宗教。我们没有这样做。法国革命使用断头台。人们把国王的头砍掉了。我们对末代皇帝进行了再教育……但是，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许多血债要清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行为。但是，我们一再进行总结，检查错误，力图平反……
“你对思想改造有反感（我点头承认）。这的确是个痛苦的过程，我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
我插话说：“总理，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对此，周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我的这句话。16 年以后他带着明亮的目光微笑地问我：“你现在进步的速度如何？”
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周恩来是没有的。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他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一套管理机构、文官制度、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坚固的经济基础。只有这种经济基础才能确保一个制度的持续性，进而保障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讨论可以，但必须为了一个目的，即保证周设想的政府机构的效率、中国有计划的发展和社会的福利。中国从未经历过西方式的民主，中央放松控制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倘若周成功了，中国也许会在容忍反对意见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会朝着政治改革方向迈进一步。显而易见，政治改革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人们不能指望得到比当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即八个民主党派的参政和共同达成一致意见。超过这些就会再度引发无政府状态。
周恩来扳着手指为我计算他的政府中属于八个民主党派的部长、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并且在以后给了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在政协和 1954 年成立的、有权批准法令和命令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远远超过他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所以我们无法实行比例代表制。否则任何知识分子将无法获选，或被选为政府里的部长或副部长。人民，即占人口 95％的农民和工人不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周曾设想制定一个方案，使在政协和人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优势，以便他们的一票可以抵上 12 票，从而弥补数量上的不足。
“党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隔阂”。我当时认为的确存在隔阂，而且甚至在 35 年之后依然存在。
周恩来说，“多数党员需要继续学习。工人和农民应参加成人文化补习班……我们一定消除这一隔阂。”
然而在中国，事情往往走向极端。我可以想象中国重新回到官僚精英的统治之中……或许周思来本人没有意识到把教育作为党员的标准会使中国恢复儒家的专制主义统治……
周承认法律制度的间题令人十分头痛、周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权力分立的想法。”那一星期的晚些时候；我拜会了非党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女士。她详细谈论了建立司法制度、进行立怯，甚至提倡“法治”观念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几天之后，我应邀出席一次在怀仁堂举行的政协会议，聆听周作的报告。与我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雅克洛甘。周的讲话令雅克洛甘激动不已。他向巴黎发了一篇有关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报道。周主要论述了需要有最大程度的辩论自由。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必须消除教条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共产党“应听取其他党派的批评意见。命令主义只会阻碍进步”。
我在第二天的报章上寻找这篇讲话，结果仅找到大为冲淡了的报道。在党员中，不解周的观点的气氛甚浓。我依然心存疑虑。我认为“双百”方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为此我十分难过，我转告周恩来说：“需要花 20 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当然，就周而言，他谈论的民主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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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中国伺题专家们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双百”方针并不是俄国影响的产物，因为“双百”方针产生在赫鲁晓夫 1956 年 1 月谴责斯大林之前。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周准备和发表讲话之前，但到二月中旬中国人才得到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1955 年 12 月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还吹捧斯大林。数周后，他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令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十分不安，尽管中国最初的反应是勉强地称赞俄国人“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毛在 1955 年就说过，“斯大林杀人太多”，并说“脑袋不是韭菜，割掉了就长不出来了”。毛正在着手阐明他的论点，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立或“矛盾”。一种矛盾是敌对的，比如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种则是“人民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