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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秋周恩来的尝试失败，周本人失去毛的信任
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1951 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 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 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 11％当中不到 1％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1953 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①
1956 年 1 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②
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周不可能发表这次讲话。过去的一两年里，周去找了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中国五亿人口中知识分子人数不足 500 万。高级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只有 10万人。他们是中国仅有的技术资源，只有依靠和通过他们，中国才能进步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政治清洗——最近的一次更为严重——使许多知识分子产生对立情绪。他们被迫参加长达数周、数月的会议，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批评。他伯感到厌倦、疲惫和惶惶不安，许多人变得完全消沉了。周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们不再敢讲真话了。他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他通过列举各条战线对知识分子的需要，论述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进而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党的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随后具体讲到我们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我们就无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汪，还需要应得的支持。“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我们有些党的于部对知识分子总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为了强调他的论点，周说了一句名言：“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 年之后，邓小平再次着重提到这句话，人们还以为这是邓首创的。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就使得知识分子恢复了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1969 年，物理学家周培源与我谈话对回忆说：“早在 1956 年初，总理已经担心试验室不够了。他了解理论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中国科协的主席，周培源认为基础研究十分必要，“但是，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希望进行民主协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都在促进基础研究。
就民主协商而言，周恩来 1949 年起草的《共同纲领》就强调了这一点。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内八个民主党派③进行对话、讨论。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 1949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主要是一些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份文件的前言是这样写着的：“在召开任何会议以前，应向所有党派通报会议的议事日程，只有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决定。”这份文件确定了政治协商机构的地位。然而，到了 1955 年，政协委员仅仅收到共产党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只能点头同意，举手赞成。”周恩来对怀仁堂的听众讲了这些事实。他清楚在场的许多人不喜欢他的这番话。他讲话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但是，周默默地环视了听众一遍之后，继续往下讲，他说，知识分子在努力改造思想，并举例说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 10％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对共产党有敌意，而且那也不全是他们的过失。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所致……我们没有努力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甚至不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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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共产党内实施某种程度的自由讨论和民主这场独特的尝试开始了。事实上，中国这场运动的名称是从古典著作中来的，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诗人郭沫若告诉我，“毛主席赞成这一称呼”。实际上，是郭本人在与毛讨论公元前 500 年中国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时，从过去的遗产里挖掘出来的。④
然而，毛和周对“双百”方针有着不同的解释。对周来讲，说话要算数，对知识分子的承诺要兑现，而且他深知取得进步有赖于自由的学术辩论。在毛看来，”双百”运动应成为社会总动员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动力。很快中国人民将要置身于一场急速的变革过程之中。
无论毛还是周都没有把“双百”运动看作是分享权力，是西方式多党制的开端，尽管周承认单一的集权主义的党所具有的内在危险。毛希望有一个“不反对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且他发动的“双百”运动的决心大概也由于1955—1956 年间面临的具体困难变得更坚定了。因为在工业方面，甚至在以俄国模式为蓝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毛和周都已经对苏联的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个资本密集型而井非劳动密集型的计划。重工业吞噬了大量资源和资金，占中国有限投资能力的 67％。轻工业遭到忽视。几乎所有的资金来自农业，但是反馈到农业的投资却微乎其微。1955 年度，农业集体化进程加快了，以便通过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和劳动力，为工业发展获得更大的集中潜力和更多的资金。除了继续谋求苏联贷款外（无论毛还是周都不喜欢债台高筑），已没有其他办法为工业发展筹集资金了。
毛对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亦日益不满。党的机构不断膨胀，什么都管，但除了增加官僚人数外，并未刺激生产的增长。毛觉得，权力下放将会激发地方上的活力和主动性，并且改变中央计划的僵硬规定。然而，权力下放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吗？军阀混战时期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毛推论，或许与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助于取得更快的进展。说到底，问题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至 1990 年的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1956 年 4 月，毛发表了一篇冗长、漫谈式的讲话。听众基本上就是 1 月份听周报告的那些人。毛强调说，共产党有必要接受批评，接受“党外人士和群众的监督”。这篇讲话经过删节和编辑后于 5 月份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给所有的大学教授以及各个机构的知识分子。讲话的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明显，对毛来说，自由和公开讨论绝不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向党的领导地位挑战，这仅仅是为了帮助党更好地进行统治，而不是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共产党。
1955 年底，与家人一起被美国扣留的力学家钱学森回到了中国。这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美中两国开始谈判的具体结果。后来成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 1971 年对我回忆说，“这是周总理内心高兴的原因，尽管有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⑤（美中谈判是在华沙进行的，达数年之久）。周恩来和他的朋友聂荣臻立即集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核研究的计划。其结果是中国 1964 年终于拥有了原子弹。自由讨论，推动研究这种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周特别希望消除政治运动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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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4 月，我自 1949 年底以来第一次回到中国⑥。我的堂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递给我那份正在传达的内部文件。三周后我与郭沫若进行了一次长谈，郭向我证实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来一次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辩论。”撰写此书时仍然健在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宣称，这份文件是“重要的解冻”，“再次解放知识分子”。但是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我的另一个堂兄，他是科学家，对我说，“不说话的人还能思考，而说话的人却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我可不打算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