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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在河内举行的党的全会上，胡志明采纳了周的建议。“美国人企图把战争拖下去……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合理让步，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孤立。”周从柳州飞往北京，并于 7 月 12 日返回日内瓦，旋即拜会了范文同。范极其勉强地同意了暂时分治，但要求将分界线划在北纬 16 度。法方建议划在 18 度。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 17 度为界。这意味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必须从他们占据的一些地方撤走。对此，不仅越南北方的指挥官们恼火万分，就连范文同也怀恨在心。范从来没有原谅过周恩来，因为他认为周是这一安排的策划者。20 多年后的 1979 年，越中两国关系恶化，多年的积怨又提了出来。
一系列紧张活动开始了。周、莫洛托夫、安东尼艾登、盂戴斯弗朗斯和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之间不断举行会谈。周对孟戴斯弗朗斯说：“所有有关人士都希望和平。这意味着采取相互接近的步骤。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采取同样多的步骤。”盂戴斯弗朗斯回答道：“你已经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迈出了一大步。”在万花岭别墅举行了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最后一次会谈。7 月 21 日，在日内瓦会议全体大会上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1956年将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注意到了”达成的协议，并宣布将不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反对上述协议的条款。周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国家怎能既表示同意，又在态度上如此模棱两可呢？”
9 月，美国一手操办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了。该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签约国⑦有权保卫任何“受到威胁”的国家，其中包括南越。周悔恨地承认，“我们在日内瓦上当受骗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美国人欺骗了我们。但是，最终他们更是欺骗了他们自己。”⑧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邀请两个越南的代表团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团参加在万花岭别墅举行的宴会。何文楼⑨大使（当时他是北越代表团的一位上校成员）回忆说：“当时共有 30 人，大家围坐在圆桌旁。中国总理走过来和我们一个个地祝酒，每次他都喝干一小杯茅台酒，整整喝了 30 杯。真是英雄海量。”
周邀消吴庭艳的一个兄弟访问北京。吴庭艳两年后成为美国在南越扶植起来的铁腕人物。周与吴的兄弟交谈起来。“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范文同先生更接近些，但我们仍然欢迎你来访问。你们都是越南人，应该一起为祖国的统一而工作。”北越的党务人士对这种折衷主义的说法十分反感。显然，周赞同越南实行联合政府。这在意识形态上虽不那么纯洁，但比起通过长期艰苦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来，进步会快得多。周不鼓励东南亚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的原因⑩。在东南亚国家里有大批华侨，他们富有，习惯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些华侨每年都往国内汇款。华南各省的许多地区，许多村落，成千上万的家庭依赖这笔侨汇。周打算吸引华侨资本家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倘若他们居住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就没有资金可以提供了。此外，绝不能使中国再次卷人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事件中去。不能给美国以口实，把大批美国军队派到毗邻中国的地区。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的中立与独立的柬埔寨方案是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设想周希望越南也采取类似的中立立场，即使周公开不能这样讲。
日内瓦会议以后，通往北京之路成为平坦的外交大道了。各国代表团和元首蜂拥而至，竞相拜会传奇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苏联新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 10 月份的来访是北京的一大成就。当时正值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日子。由元老米高扬和布尔加宁陪同的赫鲁晓夫表现出热情洋溢的友好姿态。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两国联盟关系看来空前牢固。赫鲁晓夫的访问从 9 月 29 日开始、10 月 12 日结束。就是在这期间播下了将来不和的种子。赫鲁晓夫渴望获得中国的支持，因为他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不少政敌。他打算与美国搞缓和，但这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强硬派难以接受的。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毛沉默寡言，态度冷漠。中国人当时并没有正式反对美苏缓和，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不能让赫鲁晓大搞缓和而损害中国的利益。高岗事件以及随后残酷的清洗在中国人脑海中记忆犹新。就在 1954 年 7月，高岗在狱中自杀身亡，当时，周远在日内瓦。
在谈论这些事情时，王炳南对我说：“我们那时对赫鲁晓夫不十分了解，我们没有想到，他要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当时是这样称呼社会主义国家的——也要坚持中国的独立地位。中苏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序言规定：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对其全球地位的基本看法，也是在新德里和仰光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有关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在协议中写进：中苏两国必须就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彼此磋商。这种在世界事务中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的要求，可能与过去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打交道时的痛苦经历有关。此次会谈的结果是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15 项新的大型工程，在新疆的两项合资企业归还给中国，另外两项合资企业移交给中国，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无偿归还中国。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感到愉快。他现在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俯首贴耳的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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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计划中的亚非会议取得进展。会址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美丽的城市——万隆。时间订于 1955 年 4 月。
谋杀周恩来的企图为此次会议增添了几分戏剧性色彩。尼赫鲁表示友好，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拨给中国代表团使用，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要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据说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这架飞机上，三小时后飞机在大洋上空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但是，周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少数民族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使他无法脱身。他对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说：“请转告在台湾的同胞们，我们随时随刻都愿与他们举行会谈。”周已经在考虑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了。在处理上述事务过程中，他因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了，住了几天医院。因此，他没有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那架飞机。王炳南对我说：“周总理本来也不会乘那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印度飞机一事，人人皆知，太不保密了。”周前往仰光，然后搭乘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飞机在新加坡临时作了短暂停留。富有才华和颇孚众望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希望能见见“那位杰出人物周恩来”。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总理拉姆齐麦克唐纳之子，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我感到十分遗憾，他们的飞机不在新加坡降落加油。”想会见周的愿望不知怎么地传到了正在仰光的周那里。接着马尔科姆收到一份电报，称荷兰航空公司飞机的“发动机出了点故障，将不得不在新加坡作短暂停留，检修机械毛病。我听了高兴极了”。通过印度驻新加坡的领事，马尔科姆安排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与周举行会晤。“飞机不久就恢复到良好状态。除了周恩来、陈毅元帅和一名译员外，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均留在机上……我们轻松地交谈起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我们漫步穿过停机坪，走到飞机跟前，彼此友好道别。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最迷人的友谊的开端。”（11）
周于 4 月 16 日飞抵雅加达。他身着薄而得体的夏装，笑容满面，受到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然后前往万隆。那里 29 国代表团下榻在由苏加诺总统亲手设计的、王宫般的大厦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秀丽的景色、热情洋溢的友好款待，使与会者个个心情舒畅。周身着衬衣，悠闲自得地散着步，象小孩子一样把裤脚卷起，在住所旁花园里的清澈的小溪中趟起水来。
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并非都很友好。菲律宾、日本、南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但的代表纷纷言词激烈地谴责“共产帝国主义”。这早已在周的预料之中。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心理上要有所准备。他告诫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挑衅言行，都不要发火，都不要使用过激言词。美国试图孤立我们。但我们正在打破这一企图。我们将冲破一切幕障，不管是铁幕、竹幕还是烟幕……我注意到你们当中有些人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倾向。你们觉得象用手抓饭这类风俗习惯很古怪。你们也必须学会用手抓饭吃。周曾批评过国内某些对待少数民族中表现出来的大汉族主义作风，现在在国外还要继续批评大汉族主义。他说：“否则，我们怎能贯彻兄弟般的团结这一精神呢？”他教导工作人员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对提出尴尬问题或发表不友好讲话的记者必须以礼相待。“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明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别人和我们信仰一样。除了意识形态，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目标。”
会上，谴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在国外搞颠覆活动的发言，一篇接一篇。周似乎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做些笔记，轮到他发言时，他宣布把准备好的讲话稿发给大家，他现在打算即席发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受着。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起初鼓掌的不多，随后便掌声如雷鸣。接着，尼赫鲁走上前与周拥抱，全场热烈欢呼。周已将敌意化为敬重和钦佩。他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代表们爱国主义与憎恨西方统治的心弦。15 年以后，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在我 1971 年访问马尼拉时，对我说：“请代我向周总理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万隆的讲话。”
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