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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将使我们的重建速度放慢，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一个负担。但是，我们绝不受人欺侮。我们不怕抵御侵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潘尼迦尽力把周的警告转达给了美国。可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确信中国不敢采取行动。空中侦察表明：中国军队没有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一带移动。麦克阿瑟在其东京总部宣称，他坚信中国不会贸然行动。10 月份，麦克阿瑟的军队攻陷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尽管精明的杜鲁门总统小心谨慎，限制他的行动，对他发出警告，麦克阿瑟还是准备把仗打到鸭绿江边。
在北京的政治局数周以来几乎一直在开会。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讨论。东北的头头高岗反对派遣志愿军。为什么不加强鸭绿江的防御呢？周指出，“边界线太长。这意味着分散兵力，费用浩大。”有人担心“美国佬朝我们扔原子弹怎么办？为什么不让北朝鲜人自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毛和周在表决中获胜，会上采纳了派遣志愿军的方案。喜欢打仗的彭德怀欣然接受指挥志愿军的任务。周再度想从斯大林那里得到某种承诺，苏联能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吗？回答是：苏联如果采取此类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和原子战争。莫斯科很乐意向中国出售志愿军所需要的任何装备。
9 月，周设法使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接待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在伍修权的率领下抵达纽约。伍在长征期间是李德（奥托布劳恩）的翻译，现在是周手下的外交官。10 月 25 日麦克阿瑟以十万重兵向鸭绿江发起了攻击。
志愿军已准备就绪。10 月 19 日以来，他们身着白色服装分成小股，进入北朝鲜，在茫茫的雪色中很难发现。25 日志愿军全线出击，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攻势。美军及联合国军开始溃退。十天之内 20 万中国志愿军踏过冰冻的鸭绿江，开进朝鲜。
到 12 月美军及联合国军已乱作一团，并开始朝三八线撤退。他们往北进攻时，恣意破坏，当地居民十分痛恨。在撤退时，他们的人员损失惨重。到年底美军及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以后的 6 个月里，这里形成了拉锯战。美军开始狂轰滥炸，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开始时，遭受到很大伤亡，后来学会挖掘坑道，深入地下，以防敌机轰炸。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札对麦克阿瑟力图进攻中国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他飞抵华盛顿与哈里杜鲁门磋商。美国总统也对这位联军最高司令的行为，深感不安。因为他没有遵守总统有关不要将战火引至中国边境的禁令，而且事先未曾请示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便自作主张去台湾会见了蒋介石。1951 年 4 月，杜鲁门撤掉了这位自行其是的指挥官⑥。7 月，即战争爆发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在开城举行停火谈判。
与此同时，联合国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美国禁止任何物资运迸或运出中国。所有西欧各国均追随美国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
结果，中国更加依赖于苏联，而这正是毛和周竭力想避免的。周是军委副主席，负责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如：交通运输、粮食供应、伤病医疗、作战物资的运送等等。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亦给周添了不少麻烦。后来我从乔冠华和章汉夫（他们是周指派参加停火谈判和停战谈判的）那里得知，谈判曾几度受到阻挠，因为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周的某些同事态度十分僵硬。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局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棘手问题。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而且导致腐败现象。中国的铁路运转正常，确保城市不出现食品短缺，周在这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但是，本来要用于重建经济的预算资金的一半，却用于战争，其中包括俄国贷款的 40％。俄国人要求立即支付给他们为志愿军提供装备的钱。周后来告诉我，“我们作出了牺牲，付出了英雄的鲜血。什么也没有白给我们。每件武器我们都付了钱。”7 月的停火受到欢迎，但军事行动还持续了两年。朝鲜战争中，35000 名美国军人阵亡，15 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场上牺牲了。
中国是饱受战祸，民穷财尽的弱国，但是，却敢于和美国对抗，并且一年之内其志愿军打得美军及联合国军停顿下来，无法前进。这一事实本身就对正在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说，周在确信战争已陷入僵持状态时，便开怀畅饮，而酩酊大醉，不得不让人扶回寝室，扶到床上。现在，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了，需要的是耐心和外交技巧。毛总喜欢说：“长缨在手，才能缚住苍龙。”
再次前往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1952 年 8 月周踏上了去克里姆林宫的旅途。但是，他已疲备不堪，而且鼻子常常流血不止，医生发现他心律不齐。因此，周在赴苏前写信给党的正副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请求将他的一部分工作移交给第二梯队的官员。周在信中说：“我拟将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8 月 17 日周抵达莫斯科。此行，周代表着一个赢得新的威信的国家，一个和平统一的、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国家。他将受到尊重和敬佩。
斯大林看到了中美两国许多年内部会处于敌视状态。他现在可以比 1950年时更为慷慨大方了。然而，周恩来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已是一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家了。他可以巧妙地使朝鲜战争的谈判变得有利于美国……至少斯大林是这样担心的。莫斯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要打仗的理由和前景。
农业是周的计划中的主要问题。粮食产量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现代化。令周感到沮丧的是，他发现苏联没有化肥厂，而要到东德和捷克去寻求帮助，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化肥厂（当时中国一家化肥厂都没有）。中国严重依赖苏联的石油，但周已着手加紧勘探石油的工作。除了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小油田以外，中国的地质学家正在中国内地寻找潜藏的油区。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苏联模式设计的，重工业压倒一切，其结果是：占去大量投资，不能立即见效。中国需要迅速积累资本。这意味着要发展轻工业，而轻工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苏联愿意提供帮助。援助的 67％用于建设重工业工厂，投入农业的不到 7％。苏联在中国承担 156 个主要工程项目。8000 留学生派往苏联接受培训。这一“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中国方面用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农产品偿还。“每样东西我们都要付钱，而且并不便宜。一台小小的发电机要一吨西红柿。俄国检查人员十分苛刻，西红柿生了不行，太熟了也不行，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西红柿就扔还给我们。他们非常傲慢，我们敢怒不敢言。”这番话是一位当年负责押送偿还货物去苏联的官员讲的。
朝鲜战争对中国还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周的《共同纲领》难以实施，党加强了控制。发展小型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被取消。放松对私有经济的控制，使得蒋介石统治时期十分猖獗的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现象死灰复燃了。旧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由于有些资本家再度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共产党打击了这些资本家。1951 年 5 月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助长了走私、偷工减料、怠工、黑市买卖、囤积居奇等等。私人经济迅速控制了急需商品，党的干部很容易就被拖下水，并为资本家效劳。
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两场严厉的运动。一场是“三反”运动，打击对象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党员干部。另一场是”五反”运动，矛头直指参与破坏活动的资本家和商人。这两场运动或许是必要的，但和以往的运动一样，进行得有些过头。结果，一些原来富有理想的非共产党人士热情大为低落。有相当数量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数十人被立即处决。1956 年我和一些党员谈及“三反”、“五反”运动时，他们强调说：“党有腐败的倾向……运动以后好多了。”
1952 年周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指出“三反”、“五反”有不良后果。“头脑少发点热结果更好些。”直言不讳的聂荣臻也曾回忆到，“我们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有过激行为。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进行甄别，决定哪些人要平反。总是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冤屈。”⑦
朝鲜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抓间谍热，并影响到许多宗教团体。1949 年周向天主教领袖们保证说：“我们绝不会开展反宗教运动。”只要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教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个独立于梵蒂冈的爱国天主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保存至今，并拥有自己的神学院。但是，“三反”、“五反”之后，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领袖遭到监禁，另一些因间谍罪名被处决了。”三反”、”五反”的最坏后果恐怕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擢升。国民党留下的 200 万政府官员继续留用，但都调任邮局、银行、贸易机构中的低级职务。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党员负责干部与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磨擦日益严重。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诗人郭沫若给我讲过两个摄影师的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他们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发生爆炸，这两个人立即被抓了起来，并被指控，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
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说法引起一场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的运动。让群众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是有益的，但也使得养蜂人和昆虫学家横遭逮捕。周提议为那些“在长期战争中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党员干部开办速成班。但是有些党员对此十分不满，党内不少基层干部抗议说，这样做，是暗示他们无能。“我们仗都打赢了，管理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周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札。他被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们的首位。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对于自己的地位没有很大把握，所以这次周出访的收获要比 1950 年丰厚得多，签署了更多的经济协议。周提出了尖端技术转让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研究领域里。他带来了聂荣臻，聂是日后中国科技领域，特别是核技术领域的奠基人。这次尽管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诺，但仍有一些口头允诺。此行果实累累，周和聂带着更多的贷款，在更好的合作气氛中回到了北京。
周现在可以结束朝鲜战争了。1953 年 7 月宣布停战。朝鲜战争一共进行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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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现在要着手处理另一件重大的工作，那就是：巩固中央政府，对付那些刚愎自用的地方党委书记与军队的指挥官。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中国必须完全团结一致，有一个各方听命的强有力的“中央”。1949 年中国有六大军区，每个军区都有相应的地方政府。东北的高岗在地方首脑中权势最为显赫。他同时占据军内和党内的高位。1953 年下半年，所有各大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均被调到北京，安排其他职位，打消他们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