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凰娇昭＃」艿笔狈缟趁致奶炜罩忻挥谐鱿止魏畏苫Ｗ芾砘卮鹚担拔颐侵朗紫纫龊盟枷胱急浮！币鼓唤盗倭耍颐呛芏嗳硕几械狡＞氩豢埃颐堑皆鹤永锟炫芰艘徽螅嗳嘌劬Γ倩氐轿堇锛绦ぷ鳌Ｍ砩稀�9 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二亿人口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词偏激。晚上 10 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 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 12 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午夜 2 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 3 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 4 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 5 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通常”的一天的安排。
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无巨细。他都操心，都惦念。因为他懂得，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现一整套新思想、新行动的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了有两幅珍贵的 12 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这使周想起了——这就是他的大脑工作方式，一件事诱发出另一件事——梁思成是个建筑学家，住在北京。梁的祖父是改革家梁启超。周青年时代的文章颇受其流畅散文的影响。于是把梁思成找来。“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的城市，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你会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北京必须有宽敞的马路，城墙和那些使许多街道变得狭窄的牌楼，一定要拆除。对此，梁思成表示反对。他喜欢那些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牌楼。周提起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首都一定要象华盛顿那样，象巴黎那样……”他的念头又从建筑转向京剧。周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邻居、世界著名京剧旦角梅兰芳。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梅蓄了胡须，以便拒绝登台演出。应该资助梅兰芳，振兴京剧，还要大量培养歌唱家和演员。他写信给毛泽东，坚决主张给予小学教员额外津贴。教育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注的事情。“教育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而教育从小学开始。”①他召集大学校长以及师范学院和高中的代表共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国 1950 年拥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呢？6000 名工程师，只有印度的工程师的一半。12000 名西方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医生，其中半数已改行，从事更赚钱的职业了。1950 年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以上。近五亿人口中各级教师不足五万。“我们需要新的职业学校……不仅需要高级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周得到毛的同意，在一部分急需的专业中采纳了缩短教程的主张，加速人材的培养。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八至十年时间，但是中国农村连准医务工作人员也十分匮乏。“三至四年时间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材。”这样政府就可以在那些从未见过医生的地区，推行防治疾病、预防注射以及基本的卫生教育。
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其中包括制定国家预算、计算国家财政收入。十年以来，中国就未曾搞过国家预算或估算岁收。把现有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收归国有较为容易，因为这些产业集中在一小撮被称为“四大家族”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手中，控制住棉花、粮食、纺织品和食品，周就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计划经济了。
很快，“周总理”便成为勤俭节约、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反对拖拉的同义词了。他自己工作起来很少休息，因而有时会忘记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他那样旺盛的精力。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总理写下的、措词严厉的便条。问王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负责接电话的青年人早已进入梦乡了。周说，这可不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骑自行车往返于各机关办公室之间，送错了几份文件。周差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周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待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象我们身上给刀刺了一条口子似的。”
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总理一次，“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 1949 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 60 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也没有忘记中国的妇女。1950 年颁布的主要法律之一的婚姻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大法。邓颖超、党外的司法部部长史良、蔡畅和几位女教育家一同起草了这一法律条款。婚姻法禁止杀害女婴、强迫婚姻和童婚。它明文规定，婚姻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寡妇有再婚的权利，周在宣传婚姻法的会议上谈道：“相当多的党员仍有封建思想……他们虐待妇女和儿童。”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权利遭到顽强的反对。最后一次杀害敢于再婚的寡妇的事件发生在婚姻法颁布五年之后的 1956 年。
周有时出现在城区的集市中和商店里，查看刮胡刀刀片、鞋子的式样，以及裤子的质地。为了检查饭菜的质量，他事先不打招呼，就出现在公共食堂，拿着碗筷排队买饭。倘若饭菜太次，他就把厨师、服务员和经理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要做些什么，会在哪儿出现，但是老百姓就喜欢他这样。这使每个人为做好本职工作而感到自豪。人人都全力以赴、埋头苦干。”诗人郭沫若向周引述了美国诗人汉特惠特曼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周爱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尺布。他不买新的衬衣。他对邓颖超说：“就用旧衬衣的边料给我换个新衣领吧！”他婉言谢绝为他重新粉刷住宅。他不收藏名画和古董。送给他的札品很快就给退回去了。真需要购买物品时，他总是当即付款。这一点与他的某些同事的作法大相径庭。那些人很快就习惯于接受昂贵的礼物，而且购物不必付钱。
在那些日子里，事无巨细，都要由他来处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象中国人了。”
政府领袖、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都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中南海到处是亭台楼阁和花园，地处紫禁城附近。这所宽广的庭院中央是个碧波荡漾的湖泊，四周朱墙环绕，有五扇大门。周的办公室和住宅在这里面积算是很小的，并靠近西北门。他觉得住在边上十分方便，走到大门口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朋友以及其他来拜访者不必弯来弯去，走很长的路。他的会客室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我去拜访他时，有机会使用了他的厕所兼洗澡间。在他卧室里，我发现他穿旧了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床边。这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寝室……难道他什么个人嗜好都没有吗？有的，他有两样嗜好。一是喜欢喝茅台酒，尽管一生中只发现他醉过两次。他的桌旁放着一瓶酒，人们还记得，一位朋友去看望他时，他总是为自己倒一小盅这种烈性酒，又为他的朋友斟了一盅。另一项嗜好就是跳舞。曾为他做过翻译工作的朱青回忆道：“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与贺龙、足球运动员陈毅、管科学的聂荣臻一道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当乐师们看到周，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我们都争着眼他跳舞。我们对他说：‘跟我跳，跟我跳。’他微笑着，轮流和我们一一跳舞。他喜欢跳华尔兹舞。”一位不太喜欢周的同事评论说，周总理跳华尔兹舞时总是往右转……好象事关政治似的。其实，这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的右臂搂住舞伴，他的右时受伤直不起来。邓颖超告诉我：“我不象恩来那么喜欢跳舞，我只是偶尔跳跳。但是我觉得跳舞能使他放松，对他有好处。”然而，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
健康的思想源自健康的体魄，这曾是南开中学的座右铭。周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使这信条再度受到重视。体委的主任是贺龙，他是在游击根据地建立足球场和排球场的唯一的红军指挥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运动员。现代技术要求良好的体魄和耐力，这样才能开飞机、开坦克。”在周的指示下，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每天都进行两次十分钟的工间操。所以，周不仅仅建立了行政机构和政府，而且还开创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生活方式。所有与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以及象我这样在以往岁月里曾与他多次交谈过的人，都起了某些变化，在思想上都得到了提高，决心为人民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周恩来的人”志同道合，他们一见面就能彼此认出，并将话题转向周。十年动乱时，周的工作成果却在他的眼皮下毁于一旦，直到今天似乎再恢复起来也困难重重。但是，总有这么一天，周的榜样将再度激励中国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再度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人民至今尚未摆脱顽固的中世纪式的封建主义的祸害。
毛或周都没有把苏联当作援助和支持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最佳选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