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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了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孙于 1925 年 3 月12 日逝世。这是为了在国民党内那些仍然追随这一伟人的人中争取人心。6月，他邀请驻重庆的中、西方记者访问延安。即使去者寥寥无几，报纸仍然可以宣传一番，事情果然如此。7 月 4 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一项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大会。
周恩来有 15 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的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这期间不断地与国民党就新闻检查、查封和滥捕无辜发生冲突。王炳南向周通报全部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他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他还让王搞点盘尼西林，因为王稼祥在长征中两腿受伤后一直需要这种药品。周在信中这么写道：“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感谢王“送来的材料及 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还有一笔感人的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邓颖超在延安的菜园子似乎获得了大丰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6 月来访使共产党人感到是对他们有利的变化。美国记者们写了不少关于蒋介石和他如何指挥军队的报道，内容对蒋毫不客气。史迪威中将受罗斯福的派遣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但觉得无法与这位委员长共事，蒋亦有同感。罗斯福 1943 年在开罗对蒋所作的许诺后来在德黑兰（194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被取消了，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华莱士前来进行调查访问时，带来了罗斯福的亲笔信，要求蒋同意美国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蒋勉强同意了。这支由曾在华工作多年的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11）于 7 月 17 日坐飞机出发。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却安然无恙。这次事件也同时使双方热乎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当时在机场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丢了面子。”那天晚上为观察组举行的宴会上，周说：“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这架飞机就是英雄。”
延安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坦诚、平等作风，八路军人强马壮，严守纪律，电台的高工作效率，一切的一切都给美国人留下了印象，同时产生了感情上的影响。这与重庆的贪官污电对待穷人的冷酷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不是什么部好，但我们全力以赴。”周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话令人信服。他冷静评论蒋介石，说这个人“还不坏”，但却“在派系中随波逐流，……周围是一批不出好主意的无能之辈，……”但他不认为蒋的政府会马上垮台。谢伟恩、包瑞德和观察组的其他成员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是挺不错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却成了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包瑞德后来写道：“我在 1944 年犯下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共看作是美国的敌人，……我把他们主要当作与我们共同抗日的盟友，……”
周恩来告诉美国人，他的希望是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能够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表示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 2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和周为中国设想的蓝图类似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将忙于自身的重建。我们准备作出让步。”周恩来曾经说道：“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将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周恩来将为之而进行奋斗，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毛越来越偏离这一计划。中国在 80 年代的“开放”应归功于邓小平，但实际上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就有这种想法了。
美军观察组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时候，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已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反复无常。这位年迈总统的变幻莫测令他的下属感到吃惊，但人人都缄口不言。罗斯福的思想集中在与斯大林进行对话上，他认为战后世界的稳定是一件应由他与俄国人商定的事。他现在认为有权可以根据他自己掌管世界的想法去分配其他国家的领土。戴高乐就对他关于分割法国的建议十分反感。当美国总统同意将满洲的中国港口大连这个全天候的不冻港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让给苏联时，斯大林是很高兴的。这种国际监督意味着美国和苏联的监督。罗斯福还同意俄国人可拥有满洲的铁路权，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埃德加斯诺在华盛顿采访罗斯福时感到迷惑不解。“我十分清楚地得到这种印象，他是在考虑两个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中国，另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南方中国。”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就是美国总统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欧洲分裂了，后来雅尔塔协定中的“秘密条款”使斯大林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可以向满洲派兵。而五年之后则轮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斯大林吐出中国领土这份“礼物”，而这礼物是罗斯福如此慷慨地送给克里姆林官头头们的。
美军观察组使周恩来得到了希望，也许是奢望。罗斯福在 11 月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作为他的特使。数周后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任务是了解一下，中国要在战后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需要干些什么事。包瑞德曾对他的这次冒险式的延安之行有过一段描述。“那是 11 月 7 日的下午，周恩来和我还有一大群人都前去迎接重庆飞机的到来，……机舱口出现了一位高个子、满头银发、长得挺帅的军人，……他就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没有人想到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他准备访问延安。”周问道：“他是谁？”包瑞德作了回答，周听后倒吸了一口气。”请让他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毛主席请来。”周恩来说完后一溜烟地走了，很快就和毛泽东一起坐了辆小救护车回来了。“赫尔利挺了挺胸，显得更为高大，发出了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呼叫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脸上的表情。”
赫尔利拿出了与蒋磋商后起草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条协定草案。草案明显地带有美国的味道，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知周在此时此刻是否还能记得他在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也曾用过这些话作为报头。
毛很气愤。他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蒋介石调动了他 196 万 5 千名部队中的 77 万 9 千人来封锁我们。”赫尔利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同意重新起草这一文件。主要一点是红军将不受蒋的控制。其他条文大致重复了 1937年以后就提过的要求，包括在政府中要有各党派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等。
周恩来与赫尔利及包瑞德一起回到重庆。现在该轮到蒋介石发火了，他在几天后向赫尔利送交了他的反建议。主要变动之处是，改编中共军队并入国民党军，中共放弃对他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让蒋介石拿着刀来杀我们。”周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于是又搞了第三个文本，提出可以让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周说他必须与毛商量。他与包瑞德随即准备飞回延安。
在飞机上，周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他对包瑞德说：“我觉得我们偏离航线了。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我们正朝西飞，应该往北。让你的飞行员作180 度转弯后向前飞近一条河时再一直向北。”飞行员照办了。当延安修长的宝塔出现在视线中时，这位美国飞行员和包瑞德都发出了欢呼声。包瑞德对此印象很深。
毛读了新的草案后十分气愤，断然予以拒绝。周多次对包瑞德说：“把我们的军队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他就可以任意摆布我们。”包瑞德返回重庆，向赫尔利作了汇报。赫尔利听后对毛很气愤，咆哮如雷说毛把他骗了。因为是赫尔利本人和毛一起在第一次的修改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此时要不认帐恐怕是办不到的。12 月底，周恩来在一封给美国武官的信中提议，毛泽东和他应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周有些欠慎重，他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贬低了赫尔利：“我不信任他……”赫尔利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反应是认为这项建议无关紧要，未予理采。后来赫尔利要求再次去延安与毛会谈，遭到了毛的拒绝。毛认为事情已无可挽回。恩来还相信存在某种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毛泽东已不再指望了。战争，唯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罗斯福于 4 月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立即发现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不少新的领土。冷战，这个雅尔塔之后恐慌的产物，开始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萌生，井将导致麦卡锡主义。
1945 年 4 月，中共在七大上确认了毛的最高权威。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刘少奇成了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周排在朱德之后，名列第四。朱德被确认为总司令。由于刘的北方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损失不大，所以仍然是很强大的，不少干部都随着刘少奇而得到提拨。当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反过来了。追随刘的人，无论是什么级别，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康生在确定刘的追随者名单并予以清洗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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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继续在知识分子中组织“第二条战线”。他非常了解他们要求和平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他也明白中共已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武器和援助。赫尔利己建议国内只向蒋介石提供美式武器。“赫尔利难道不知道蒋介石将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我们吗？”
也许只有在会谈桌上周恩来才能争取到时间。共产党军队需要时间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王炳南曾说过：“就象夹住了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的小指头那样，使他动弹不得。”一位国民党的官员也曾说过：“让周恩来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让共产党赢得大陆。”当时中国的所有小党派已联合成为民主同盟，周恩来说服他们在春天与中共签订一个协定，保证不屈从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或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先与中共进行商量。
1945 年 8 月，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了，……苏联于 8 月 8 日对日宣战，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头一天，8 月 14 日，蒋介石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批准了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的关于大连港和满洲铁路的秘密条款。周恩来曾表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
赫尔利曾指责国务院官员和驻华军官夸大了共产党人的重要性，现在他更加确信，蒋和斯大林签订条约之后，中共就不得不妥协。他不了解毛，也不了解周恩来。
8 月 10 日日本请求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六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八路军——现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进军令。毛泽东、朱德、其他军事指挥员还有周恩来已经为以后的战役准备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个可以称之为“反击”的具体细节都是由周恩来处理的。周恩来起草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