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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悄无声息（18）。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她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1938 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汉陷落时她不愿与女儿一起走。“我自己有办法。”她和其他难民一起徒步跋涉。走了整整一年，1939年才抵达重庆。她死于 1940 年。
就在第二次统一战线期间，周恩来为将来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础。他与城内的外交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官包括博学的美国大使高思，美国使馆武官包瑞德，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和英国使馆的其他官员。在他的周围有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龚普生、乔冠华、龚澎等等（19）。”我们应该造成一种国际影响。我们需要有知识的人与美国、欧洲打交道。”龚普生曾受周恩来的派遣去了美国，她在那里和埃莉诺罗斯福交上了阴友。周恩来还让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给外国报刊写文章——她会好几种语言。他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花两个小时修改《新华日报》的文章和社论（20）。他发现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是一位很出色的编辑。他常对围着他提问的记者说：“去找梓年，他知道。”他虽不轻易地完全信赖某个人，但似乎非常信任潘粹年。周恩来甚至亲自修改过他的朋友郭沫若“为大众”写的剧本。他在桌上放着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因为他讨厌烟味，并常常因此而流鼻血。在他的晚年，流鼻血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龚澎曾对他说，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周恩来便把禁烟牌撤了。
当时任记者的吴全衡（21）曾写了一篇关于延安的文章，说“现在草已绿了，到处是鲜花。”周恩来嚷嚷地对她说：“克里空——胡扯。”“延安的春天缺水，根本不会有一片草叶。”周恩来与《时代周刊》及《生活》杂志驻重庆的代表、已故的西奥多怀特交上了朋友。一次特迪（西奥多怀特的呢称——译注）曾应邀去周恩来住处赴宴，周的工作人员觉得最好的一道菜是焦黄香脆的烤乳猪。特迪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这下让周恩来的陪同人员十分尴尬。但是周恩来扭转了局面，使大家都没丢脸。他用筷子指着乳猪说：“特迪，你觉得这是猪，在别处它是猪，但我们这儿是中国，这不是诸而是鸭子。”特迪终于吃了一小片”鸭子”。***
国民党和新四军之间的磨擦不断升级，一场重大的冲突终于曝发，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抗议和谴责文章。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此人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时曾将汪精卫从意大利召回——对周说：“这是因为新四军收容了我军的逃兵。”这也许是实际情况。那时国民党的士兵都是些从庄稼地里拉来，然后用链条铐在一起押送到兵营的农民。他们不但报酬微薄，而且经常遭受军官的打骂（22）。
周恩来于 6 月返回延安，就新的局势，包括欧洲战争爆发前的形势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向中央党校的干部们讲一次话。“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学校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周恩来得骑马去。途中马肚带断了，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了右臂骨折。不少书里都说周恩来之所以坠马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新夫人江青所骑的那匹马突然转向，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但我又曾听当年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说：“江青那时不在场。有人叫我去给周恩来诊治伤情。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一支印度医疗队，但我们都不是搞骨折专科的。”不知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最后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蒋介石为了表示关心，派他的私人飞机接周恩来、邓颖超、养女孙维世，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和蔡畅一起去乌鲁木齐，然后由苏联飞机接往莫斯科（23）。
周恩来住在苏联专为高干治病的克里姆林官医院。外科医生们就他复杂的骨折会诊后提了几个方案。“国内工作很忙，时间紧迫。你们可以按费时最短的方案治疗。”他的右臂终于恢复了功能，但时处只能略微屈伸。后来人们对他半伸的手也习以为常了。为了使手臂有力，周恩来每天在午饭后打15 分钟乒乓球。
他到莫斯科来不完全是为了治病，也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研究解决中苏关系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24）。那时候，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概念是十分淡漠的。虽然法国曾侈谈自由和博爱，不到最后一刻它是不会放弃它的殖民地的——而且往往要经过一场血战。同样，苏联虽然标榜自己反殖民主义，但在行动上仍然是沙皇专制那一套。
遵义会议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王明仍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仍然占着政治局的位子。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阐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观点。他十分明确但又非常策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个独立的共产党、有权确定自己的政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说周恩来带去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信中对李德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这封信是对共产国际的每一项指示提出疑问的前奏。周恩来就中国的形势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一份长达 100 页的报告。作口头报告时一口气要讲四至五个小时，并用地图、草图、图表等说明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情况。他还谈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思想及其重要意义。他概述了扩大农村红色根据地的计划。他的翻译师哲写道：“他常在阐述自己意见前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这样的。’”
反应又是如何呢？“听众们懵了……跟不上他的思路。”这是一种他们很不熟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说理方法。中国人的姓名，地理情况，事情的错综复杂性……一切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难以理解。周恩来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充满了优越感但却对中国缺乏了解又毫无实践经验的庸庸碌碌者。唯一听懂了的是那位日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后来与周思来一起到了中国。他的听众中有季米特洛夫，芬兰的库西宁，法国的马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德国的皮克……。法国代表马尔蒂曾说过：“就象一部长篇小说，里边的人物实在太多。我常乱了头绪……。”翻译师哲曾以委婉的措词说过：“他们不熟悉中国的具体形势。”
没有辩论。没有人能够面对如此大量雄辩的事实提出反驳。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曾明智他说过，“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能力对付这样复杂的局面，”季米特洛夫曾“与周恩来热烈地握手”。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口头通知了周恩来，周边听师哲的译文边将内容在本上记下来。师哲后来写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议，因为它使中共中央在自己作主上有了回旋余地……共产国际以往的一些决议是不恰当的，导致了党内的分歧。”姑且不论别的，周恩来至少已经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无能为力。这项决议”使毛泽东同志有可能在 1945 年的党代会上宣布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如果去掉模糊的辞藻，其实际意义是：由于该决议本身十分含糊，毛泽东终于有可能开始清除王明及其追随者了。
另外一桩事也对毛泽东很有利。巴威尔米夫发生了麻烦。他成了“fan革命”。米夫的下台也使那些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的名声黯然失色，其中就有王明，共产国际的决议用词含糊，它所讲的“团结”可能指的是与蒋介石的团结。但周恩来巧妙地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就是指团结，但并不是指与党外力量的合二而一，也不是指一切都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毛泽东还在信中要求共产国际开除李德。但执委会最后决定，如果李德的意见是错误的，“中国同志不必一切照办。”这种说法显得有些虚伪，叶挺就是因为在 1927 年 12 月在处理广州公社问题上与纽曼（曾译诺伊曼——译注）意见相左而遭到排斥，李立三也因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而被降职。
中共中央委员陈郁在 1928 年与王明发生冲突，因而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当普通工人，一于就是 12 年。周恩来终于使他得到解放，并带他一起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安排他们的养女孙维世留下在斯但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学习。他们在 1940 年 3 月回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周恩来受到了当地军阀（25）的迎接和宴请。这个军阀几年后竟杀害了毛泽东的兄弟。一行人后来坐卡车回到延安。沿途停留时每次都受到了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迎送。师哲写道：“当他们听说是周恩来，都来表示敬意，……他们非常崇拜他。”到了延安后，周花了几个星期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交谈，邓颖超为此只得独自去重庆。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她承担了办事处的部分日常工作，还为《新华日报》写稿。
毛泽东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不必再严格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一点可从 1940 年 5 月他发表的指示令中看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向前发展，发展游击根据地，扩大军队的时候已经到了。当然这一指示会使脆弱的统一战线变得更加紧张，但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已不太在乎了。可是周恩来仍在从事统战工作，至少使人觉得他仍在这样做。也许他对毛泽东那种强硬的立场有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于 5 月底回到重庆，继续就滥捕无辜、搜查住宅和制造磨擦提出抗议，同时仍然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态度。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40 年 6 月法国的沦陷使中国战场的前景发生了变化。德国驻重庆的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一份希特勒的电报，要求蒋与日本靖和。蒋介石对希特勒十分崇拜，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他的蓝衣社党徒的教科书。作为对策，莫斯科提出愿向蒋提供更多的援助。周恩来在党报上猛烈抨击了“投降主义分子”和“通敌分子”。7 月 7 日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他在重庆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我国必须努力在外交上采取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在内政上力求进步，在国内团结上力求改善与巩固……”这是一个机敏的、干练的外交家的语言。但是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的冲突，周恩来命令游击部队“只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活动，但同时指出这一条不适用于华北地区，因为自 1937 年以来，一直只有红军在那里组织军事活动。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所担心的主要是华中和华南地区，新四军再次得到命令，在扩军时要谨慎行事。
经延安的政治局和军委同意，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对日开展一场大的游击战攻势，目的是破坏铁路、公路运输线，骚扰日本驻军，打击汉奸。聂荣臻的根据地参加了上述军事行动，他说这次攻势是由彭德怀领导的，彭和往常一样是想“动真格的”（26）。毛泽东的最初计划则是一种配合良好的游击攻势，由小股部队进行伏击、搞破坏，使日军和运输线瘫痪。彭德怀的行动使毛泽东的计划变了样。聂荣臻写道：“胜利冲昏了头脑。”彭石穿动用了 20 万兵力，后来称为“百团大战”。战斗中刀刃相见，主动出击，正面进攻。战斗中牺牲惨重。这一冒险行动遭到了日军的全面报复。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共产党地区的大片土地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和后备人员补充的巨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