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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德国，现留居香港。周恩来让他回来领导新军，称为新四军。周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答应了。
当瑞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幸存者一开始听到这一安排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蒋介石怎么能成为同盟军？陈毅得到通知后，开始也难以接受，最后还是同意了。后来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其他同志时，他差一点被当作叛徒枪毙。规定新四军的活动地域在长江以北。虽然人数限制在 12000 人，但它很快发展壮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到 1939 年时，它的活动范围已渗入长江以南地区。
在这些岁月里，周恩来的另一项成绩就是在蒋管区的知识阶层中建立了由同情者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了沿海城市，艰苦跋涉前往内地。少数人到达了延安。但周恩来的主要目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间势力”，即从沿海日占区跑出、大批涌向西南地区的知识阶层。他曾对同事们说过，这批人特别宝贵。他们中有工程师、技术人员、翻译、记者、艺术家、作家、教授等等。如果共产党要实现统治全中国的理想，党就需要这批宝贵的知识分子，有经验的管理人员。1938 年时周曾在延安开办了语言教学训练班，甚至还办了一个“航校”。他的一位同事曾反对道：“我们连飞机都没有。”周回答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必须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会有的。”
周恩来主持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对于他保持与内地大学的联系十分有利。
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进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于得更好。康岱沙⑥曾是她发展的一位女同志，在 44 年后的 1982 年康告诉我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了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的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这位来访者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赞成那种教条，即“阶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对正义、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国最优秀和最能干的共产党行政人员、大使中许许多多人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曾受到周恩来的培养并与他一起共过事。许许多多科学院院士、教授、科学家和其他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是来自工农家庭。周恩来的“第二战线”即他竭力争取的“中间势力”在最终与蒋介石的交战中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蒋介石在他统治的后期疏远了知识阶层，使天平发生了对他不利的倾斜，确保了共产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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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37 年的 11 月末，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和政治局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一 3 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前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 1932 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 1937 年 11 月才回国。
在那天晚上的洗尘宴上，毛说了一通刻薄的挖苦话。“喜从天降。王明同志终于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的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这 64 度的土产烈酒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莫斯科又一次试图强行让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发发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一旦蒋介石有了力量，他会再次消灭共产党人的。难道王明忘记了吗？“早在 1926 年，出于盲目信任，不是把所有党员的名单都交给了蒋介石吗？你想让我们重复这一错误，都去送命吗？”虽然王明控制了一些政治局委员，他的动议被打掉了。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很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在武汉沦陷以前，王明和博古一直和周恩来在办事处里共事。这就避免了与毛的直接冲突，但却使周恩来成了嫌疑分子。他被指责为支持王明和赞成王明的“路线”，而反对毛泽东。但是没有关于两人合作的文字记录。当然为了避免破裂或出现破裂，周恩来不得不作些妥协。
王明的函电都是直接发给中央委员会的，根本不通过毛泽东或发给毛泽东。他后来成为管辖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的中共长江局的书记。该局部分辖区是一些新四军部队的驻地。人人皆知新四军的政委项英讨厌毛泽东；经常对毛的指示不屑一顾。两人之间的恩怨从瑞金时就开始了。虽然眼下缺乏充足的证据，但王明似乎确实影响过项英和新四军的战术。
12 月 13 日南京落人日军之手。周恩来在陷落前已安排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南京。他还派人帮助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少校在日本人进城之前撤离。
日本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和奸淫。据说在南京彼占领后的 10 天内就有 30 万军民遇害。日本人自己摄制的照片上也显示了尸体堆积成山的场面。这种暴行据认为是为了制造恐怖，逼中国人求和。但结果却正相反。现在蒋介石如果想屈服，必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最后日本人不得不去找那时正在等待发迹的汪精卫。汪被任命为傀儡“政府”的首脑。
国民党政府沿长江往西迁都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夫人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略咖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他的老朋友、诗人郭沫若⑦帮了他很大的忙，组织小型集会、聚餐会，让周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讲。他审慎行事，避免以任何方式批评蒋介石。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颖超常穿一件漂亮合体的旗袍。他们和在莫斯科时一样，膝下无子女的周氏夫妇非常关心革命烈士子女和孩子剧团的孩子们⑧。邓颖超又开始寻找这些战争的孤儿，他们后来成了近 40 名孤儿的监护人。当好心的朋友因为周恩来没有儿女而向他表示安慰时，他往往会仰头大笑起来，“没有孩子？小超和我可是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中国的每个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周恩来每当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就特别高兴，他的朋友们往往在星期天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去玩。有一天下午，一位名叫孙维世的 14 岁女孩来到了周恩来在武汉的办事处。她的父亲是黄埔军官，1931 年被蒋介石杀害，周氏夫妇征得了女孩母亲同意后，“收养”了她。她是周氏正式收养的有据可查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后来朱德的两个孩子也受到周氏夫妇的喜爱和关怀。
周恩来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的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怕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 sT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一些西方人士经常问：“他真是一名共产党员吗？”他看上去象一位贵族，举止高雅，他的言词从不激烈。在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位诗人访华期间，他和他们进行两个小时愉快的谈话，两位诗人在他们的著作《走向战争》一书中曾对此作了回忆。当周被问及他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时，他总是边笑边答道：“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这一落落大方的回答使他的许多客人都感到欣慰。他的话让人感到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其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他还给予蒋介石一定的评价。“以委员长的经验和精神，他可以领导全国走向胜利。”但在 1938 年 4 月，一件糟糕的事使他震惊。张国煮从延安出走叛逃了，去为蒋介石服务。周恩来曾两次去找他，劝他改变主意，但遭到了张国杰的拒绝。周恩来不得不在武汉向他的同事们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煮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后来按他自己的想法写了回忆录，最后死在加拿大。
那时专家们一致认为“毛、周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那时谣言四起，称周恩来也可能象张国焘一样叛变。当有人间他是否将加入国民党时，他眨一眨眼睛，笑着答：“我对国民党能有什么用处呢？国民党从上至下都是能人。”结果是大家仍然在作各种猜测。但周恩来则忙于与朋友重叙旧情，他从不忘记结识过的人。他曾再次会见洛根鲁茨主教⑨，这位主教一直期待着周恩来将在某一天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鲁茨主教的女儿曾在 1987 年对我说过：周恩来和我父亲的思想竟是如此巧妙地吻合。
荷兰制片人伊文思⑩曾应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邀请来华拍电影。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1986 年伊文思在巴黎曾对我说了这段经历。“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电击了一般。突然之间，我们变得活跃起来。”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但周恩来告诫他说：“你在这里与人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见面了。“周变成了另一个人，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