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渲凶畲蟮氖侨鸾穑小�2 万人。这个地区因为有锡矿，是商贾必经之地。自 1930年底起，蒋介石对瑞金根据地发动的“围剿”已不下三次。第一次，他的 10万人马碰上了毛泽东爱用的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骚扰敌人，攻其不备，夜间袭击……。”蒋介石吃了败仗。1931 年 4 月，蒋的国防部长率领 20 万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次“围剿”于 1931 年 7 月开始，但在 9 月间日本占须了满洲，与蒋同盟的一些军阀拒绝继续打内战。事实上，有一支 17000 多人的军阀部队带着武器、弹药和珍贵的无线电设备投奔了瑞金根据地。
1932 年 1 月，日本人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是蔡廷锴。正是他，1927年 8 月在南昌杀害了他师里的 30 名共产党学员。但他是位爱国者，他率领的19 路军保卫上海，英勇杀敌，激励了中国百万民众。蒋面前一片抗议浪潮，知识界上书请愿，数以千计，要求抗日。蒋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5月，他继续同日本谈判停火①。他切断了 19 路军的供给，派蔡廷锴去打瑞金根据地。
在后来的两年半里，周恩来的有些作法，及某些公开讲话全然不象一个头脑冷静、秉性公正的领导人。只有在“彻底布尔什维克比”的请洗中，他不断努力减轻镇压手段的残酷性时，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然而，他似乎执行了王明一博古集团的一些十分愚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带来的是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使近 90％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遭到破坏。1930 年，周明确主张的凡事要循序渐迸，这时仿佛已荡然无存。
王明夸大其词地说瑞金根据地是“苏区”，这块播种地有一天会变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这里同其它地方一样，推行“布尔什维克化”造成了地方上的冲突。12 月，周抵达瑞金后评价了清洗“AB 团”一事。“AB 团”实际上是逼供信的产物，被打成“AB 团”的人被称做fan革命，被认为全是渗透进来的国民党分子。1931 年春，毫不留情地进行清洗。到 12 月，清洗的后果已摆在周的面前。他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产党接近”②。
然而，“布尔什维克化”还要进行。作为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成员的周必须执行这一任务。毛泽东创立了瑞金根据地，在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已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在党内地位低于周，只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候补委员。周到根据地时，可能有人预计会出现对抗，可是周根本没想和毛争威望及权力。相反，1932 年 7 月他给苏区中央局写信，推荐毛出任在瑞金的红军（也称为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周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丰富经验，应该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苏区中央局起先同意了，但两个月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不许毛过问军队。周恩来以及在他推荐毛的建议书上签名的军事指挥员朱德和王稼祥，都只有服从。这时，他们接到的关于军队行动方针的指示与毛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恰恰背道而驰。指示说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有一支强大、勇于作战的职业化军队。必须扩大根据地。必须攻占更大的地盘，夺取更多的城市，结束“被动局面”和“保守主义”。至于地方工作方面，必须根除毛实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政策”。还要坚决谴责“小农的狭隘思想”。
毛泽东表示反对，但是他在军队和军委里都没有一官半职，只是根据地地方政府的“主席”，而且他这个主席还要受两个副主席的限制，大家知道其中一位副主席是与他意见不和的项英③。
这时的周，态度常常不够明朗，令人难于理解。在后来几个月的沉浮中，从周撰写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中，再也找不到头脑清晰的他，有的甚至为“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唱赞歌。是他害怕遭清洗？还是他的确认为应该这样做？
1933 年，博古来到根据地。这时在国内只逗留了短短一段时间的王明已返回莫斯科了，把他的副手博古留下负责全面工作。王明从莫斯科发回一系列冗长的秘码电报，以此来指挥根据地的一切。
毛称之为“电报闹革命”。电报通过上海的无线电台中转④。只是在 1934年，在上海的中转无线电台被蒋的秘密警察查获，联络中断了。
在瑞金，周负责无线电台工作。在这些电台站里工作的是经过训练的无线电收发报员，他们是难能可贵的无名英雄。这些人的统一代号是“九十九”。“无线电台是我们最重要的通讯方式，没有它就不能与其它根据地联络，我们就得不到消息”。对周来说报务员的生活条件和训练同密码的安全和保密一样重要。他不允许“最细微的疏忽或差错”。他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处就安排在根据地最大的无线电台站旁边。1936 年埃德加斯诺见到周时，周说：“国民党一次也没能破译我们的密码。”
“斗争”，后来按共产党的话来说叫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在 1932年就已在“国际路线派”和毛泽东之间开始了。
毛泽东认为根据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游击队花费少得多，而且作用更大。武装农民不需专门的营地，也不需穿什么军装。他们可以去种田，同农民一起分担农活。毛说，他们在自己的家人和村子里就象是“水里的鱼”。
毛还反对剧烈的上改。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放过了富农和中农，只集中反对人们最仇恨的、最霸道的地主。他们残酷地进行剥削，人称“老虎”。然而那些纯而又纯的、头脑僵化的国际路线派把这叫作“机会主义”。新土改一开始，毛就预言它将是一场灾难。1937 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们批评我烧杀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化”也把来锡矿买锡的商人和贩卖必需品的小贩赶走了。他们被当作资本家受到盘查，货物也被没收了。有时候还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特务来枪毙。毛在和博古争辩时刻薄地讽刺说：有些人害怕受到社会现实的玷污。而博古则猛烈谴责毛的“小农思想”。那时候周说过什么没有记载。也许，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也抗议了，但没人听他的。毛并不是孤立的，有人与他站在一起。有一位名叫罗明。还有一位叫邓小平，是矮个子四川人，在巴黎时曾与周恩来合作油印《赤光》杂志。1926 年邓回国。1929 年周派他去广西省建立根据地。
广西游击队根据地为 300 多名越南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胡志明多次到中国时也利用过这个地方。这里原有两个训练营地，但 1931 年遭国民党军队攻占，邓小平率领剩下的部队去了瑞金根据地，他在这里编辑红军报纸。在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争论中，他与毛和罗明站在一起。结果，他和罗明两人部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受到公开批判，从一个村拉到另一个村，当作“逃跑退却路线”的可耻典型示众。显然，有人敦促邓的妻子同他离婚，她也真的同他离了婚⑤。周恩来总是充当调和折衷的角色，他试图保护邓、罗二人，1934 年让邓重新做报纸的工作。
但是在讲话中，周没有表示反对临时中央和王明、博古，而也谴责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把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看做遥远的而不是眼前的目标，对向外扩展犹豫不决，却派我们的武装同志去村子里搞宣传或为部队募捐，以此来捆住他们的手脚，还不愿直接行动给白区的敌人致命的打击……”。这正是对关键问题的确切描述。可是周恩来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也许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策略，在今后几十年的困难岁月中他将一直使用这一策略，而且运用自如。这一策略就是：表面上不直接对抗，行动中却设法帮助那些遭不公正的谴责的人。
这样做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始终如一、令人钦佩的形象。但是也许周的理由是，他必须象自己儿童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韩信那样，为了更好、更值得的时刻而忍受胯下之辱。
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1932 年 2 月 16 日以来，上海几家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⑥。伍豪就是周恩来。伍豪之剑是个传奇……如果“伍豪”公开叛变，那么使很多党员坚持下去的信念大厦就要发生动摇。有一个时期。失望情绪十分强烈。周从 1931 年 12 月起就在瑞金。他如何能驳斥这一捏造的谣言呢？谣言还是要驳斥的。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先是在中文报纸上以迂回的方式辟谣。后来又聘请一位住在上海的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法国律师出面交涉，这位律师曾经为陈独秀辩护过。当时陈已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来被蒋介石逮捕。以周恩来的笔名周少山的名义发表的一项声明否认了这一事件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 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搬了出来攻击周，企图以此证明他曾经当过”叛徒”。
邓颖超和她母亲到了瑞金，两个人都身体虚弱，颖超的身体就更差了，因她备受困苦，精神紧张几乎病倒，而且她的肺结核又复发了。看到她咳出了血，周吓坏了，流下了眼泪。他还记得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
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暲⑦大夫。他是一位信基督教的码头工人之子。他父亲钦佩特拉法加战役的英国英雄，把他送到福建省长汀的一家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里学医。学成后傅连暲办了汀洲福音医院自任院长。1927 年秋，贺龙和叶挺奉周的命令率部队从南昌撤退时，经过这个城市，正是傅救治了伤员。这些人的英勇和信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人同他所熟悉的军阀土匪完全不同。这样他开始从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那时在中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许多学生也同样迈出了这一步。傅于 1932 年到达瑞金。他在这里办医院、诊所，还开设了一所护理学校，到 1933 年已有 20 名医生和 300 名护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她在床上躺了近 18 个月，只是有时还得露面，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了医院的宝贵人材，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1933 年 2 月，蒋调动 40 万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3 个月后他与日本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次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的是大兵团伏击歼灭战，而不是游击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详细记述了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及取得的胜利⑧。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确实相信执行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月复一月，付出的人力和装备的代价高得惊人，他的热情减退了，开始担忧起来。这时他努力避免“在力量对比悬殊，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去攻打城市。”在描述一次战斗时他写道，“流血很多……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次教训……。”这时他发现农民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然而无线电台源源不断地传来莫斯科的命令，“九十九”译出电文，周便皱着眉头读，然后一言不发地给朱德、聂荣臻、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