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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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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会议。武器不能上缴,纠察队必须昼夜保持更高警惕。
4 月 11 日深夜,12 日凌晨,大屠杀开始。
午夜时分,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及一些蒋的嫡系部队开进工人居住的城郊。全副武装的帮会歹徒,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等处冲击放枪。在工人纠察队奋起反抗时,投靠蒋介石的军阀部队,用欺骗手段,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一场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他们甚至将铁道工人活活地扔进火车头的蒸汽机里烧死。“脑袋象熟透了的梅子一样滚进窄巷里的阴沟……砍下的人头装在木盒里,悬挂在电线杆上。”死亡的人数不得而知,有人估计大约五千。4 月 11 日晚上,一直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整编的周恩来,被二十六军一个叫斯烈的师长以商议事情为由骗到设在宝山路天主堂的师部里扣起来。罗亦农听到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即设法营救。周恩来的命运如何呢?
这也算周一生中最难以弄清的一件事。蒋真的想杀他吗?也许不想杀他。这样做会很不得人心,因为他手下的军官不少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们对杀掉几百名农民或工人也许会毫不介意,但要杀害一位“老师”就会踌躇不定了。按照儒家观点,除了杀害父母之外,最大的罪孽莫过于谋害师长。罗亦农交游甚广,他找到一位名叫黄逸峰的地下党员,此人是黄埔军校学员。黄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来到关押周的地方,他们看到周恩来正在愤怒地向那个把他骗来的国民党师长斯烈抗议。房间里椅子掀翻了,茶杯摔在地上。周大声吼道:“你们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教导。”黄逸峰找来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与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就让黄把周恩来领走了。罗亦农马上把周送到一位古重商的安全住所,此人也是地下党员。黄逸峰不能再露面了。北京一位档案馆馆长给我看记录材料,告诉我:“他由地下党保护起来,当然他不能再回部队,不然会掉脑袋的。”⑦


第二天,即 4 月 13 日,周同他那位从法国回来的朋友赵世炎一道,组织了 10 万名工人到二十六军总部门前游行,但遭到军队镇压。参加游行的人,包括周和赵在内,只得四散逃命。4 月 14 日,聂荣臻、李立三从武汉抵达上海,带来了新派来的共产国际顾问维经斯基。
他们发现周恩来憔悴不堪,还处在震惊状态之中。由于悲恸和愤怒,他从 4 月 11 日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也许谁也没注意到他喝了不少酒,不过这只是猜测,并非有意贬低。同他一起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诗人郭沫若⑧,他后来成了我本人的一位好友。郭沫若是广州大学文学系主任。他学识渊博,思想激进,酷爱法国文学,写的都是无韵诗,这在当时是一股新潮流。他与周恩来在广州见过面,两人颇为投机,于是,他抛开名誉和金钱,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北代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向群众宣传北伐的目的。这时,他已来到上海。几十年后他曾对我说:“大屠杀前十天我在外地还看见工人、农民遭到杀害,刽子手就是我从前赞扬过的军队。”⑨
维经斯基与周见面时,郭沫若、聂荣臻和李立三都在场。周用冷峻而严肃的口气对维经斯基说:“共产国际也必须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周有个特点,越是愤怒,说话却越轻柔,轻柔得如裹着钢刀的丝绒。郭沫若后来对我谈到这事时说,记得我曾对周说过:“你应该马上去武汉,谴责蒋介石。”周回答道:“可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言下之意是还有一些工会领袖和成员,以及许多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应得到妥善安置,我们不能放下他们不管。“周门长子”就是这样,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在自己号召下参加这一壮举的每一个人。
下面就是当天聚在一起的几个中国人拟发的一份电报,尽管这份电报遭到维经斯基的反对。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追随斯大林的路线,认为蒋介石可以信赖,实在是愚昧至极。
“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周指责蒋介石下令屠杀、消灭共产党。“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提出应“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但在武汉,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处于共产国际威慑下的中国共产党仍优柔寡断。陈独秀和汪精卫不同意对蒋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只是表面上大发雷霆,谴责蒋介石,并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不过,显然大多数国民党人都追随了蒋介石,他的银柜里装满了西方列强提供的金钱。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只有 80 多人。许多人躲藏着不露面,或已经牺牲。
周这时仍在上海,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位性格刚毅、忠诚可靠的聂荣臻。周仍在那里试图寻找活着的或躲藏起来的工会领导人,帮助他们逃离上海。从那时起,周就着手筹建地下工作网,确定地下工作规则、口令和活动路线,以后证明这对党能继续保存下来起了重要作用。5 月中旬,周恩来身穿绸布长袍,头戴软呢礼帽,手拄文明杖,完全是一副富商打扮,搭乘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他发觉党的政治局一片混乱,他被重新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谁也无权责备他服从了给他下达的命令,尽管陈独秀说他进行过不必要的挑衅。周仍迫切地要求与蒋在军事上一决雌雄,但汪精卫、陈独秀和鲍罗廷都拒绝接受他的意见。


这段时间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屠杀,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周的同事赵世炎被捕,遭受酷刑,7月被处决。留在上海的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浦,也遭酷刑逼供,于 1928 年被处决。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编辑《新青年》杂志的李大钊和其他20 名共产党人在北平被浦,处以绞刑。这些人曾跑到苏联驻北平使馆避难,但担任外交使团团长的英国人放弃外交豁免权,允许中国军队强行闯入苏联使谊,抓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同事们。周的回族同学马骏和老师马千里及其他许多人也同罹劫难。
4 月 15 日,广州开始大屠杀。同一天邓颖超分娩了。“街上到处是枪声,到处是被杀者的尸首……我母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女,她在郊区开了一个很小的产科诊所,我们就到那里去了。我分晚很困难,胎儿很大,医生来了后,用镊子助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他的头被镊子夹变了形……那是个男孩。”邓颖超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话语不多,而且明显地面无表情,“这事我还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过。”⑩
“恩来和我约定用暗语联络。他用暗语在《申报》上登一则消息,我也用同样的办法。万一我们两人有什么意外就这样做。我到上海后就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地下党就派人来接我们,才与恩来见面。”颖超认为“恩来一直对蒋介石存有疑心,但他不能反对党、反对共产国际。我们那时都非常幼稚,没有看清蒋介石是这么个阴谋家。”
武汉三镇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汉阳则是一个有 60 万工人的工业区。那年 5 月,武汉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由于大屠杀,大量外地难民涌入武汉。医院住满了北伐军的伤员,因为与军阀之间还有零星的战斗。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却发迹了,西方公司对他表示感谢,为他提供了滚滚财源。不少原来的“国民党左派”也悄悄离开武汉去南京投靠蒋介石。
鲍罗廷坐在他汉口公寓的起居室里,向高大丰满的安娜露易丝斯特朗(11)介绍革命的情况,屋子里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离鲍罗廷公寓不远处的一幢房子里住着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她正忙于组织看护医院里的伤员。她斥责蒋介石,说蒋背叛了她的丈夫外中山,是个杀人凶手……不过,宋庆龄的家人并不象她那样对革命一心一意。她妹妹美龄 1928 年要嫁给这个”凶手”时,庆龄向她床妹发了一份电报:“不要嫁给这个恶人蓝胡子”。姐姐蔼龄则与嘻的财政部长结了婚。她弟弟也参加了蒋的政府。她对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说:“现在你会看到最糟的事就要在武汉发生了。”
周也料到会大难临头。他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立三和一位名叫瞿秋白(12)的年轻诗人痛斥了陈独秀。恩来并未大声叫嚷,但他坚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军事攻势。他制定了进军南京的计划,但遭到拒绝。毛泽东也在武汉,他也抨击了陈独秀。毛建议加强农民斗争,但被剥夺了表决权。人们告诉他:“就是你在湖南挑起了屠杀农民的行动。”周和毛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但两人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周仍认为要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城市暴动,而毛考虑的是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当时出席会议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张国焘(13)说:“恩来没怎么谈政治,他只谈军事问题。”张是 1921 年出席中共一大的 12 人之一。他在苏联呆过几年,精通俄语,因为见过列宁,颇受人敬重。在武汉的历任共产国际顾问也很尊重他,这些人走马上任时都带来一套新观点、一套彼此矛盾的办法,由于张懂俄语,他还得翻译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这个时候,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到中共领导人手里。毛说:“每个人讲的正好和前一个讲的完全相反。”


周继续准备军事计划。“华东华南的军事工作应该有个规划,如部队的番号、负责人、秘密通讯的安排等等。”他不顾危险,设法安排路线和联络员从上海带一些党员出来。他要鲍罗廷提供武器:“我们得有枪,质量更好的枪。”他还领导建起了贮藏武器的地窖。(14)
汪精卫显得心神不宁,如果只作为学术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但对他来说,工人农民的好斗精神是太可怕了。为了安抚汪精卫,鲍罗廷告诉周恩来,他必须解除武汉工人的武装。上缴了一些破旧的步枪。“没有子弹,这些枪留着有什么用?何况大部分枪支都有毛病。”
他的计划更加具体了:必须夺取一座重要城市,这样才能恢复信心,再度取得仍然忠于革命、但信心已严重动摇的黄埔官兵的信任。7 月,作出决定,要夺取江西省省会南昌。
南昌地处战略要地,是交通枢纽,水利资源丰富,农村土地肥沃。南昌附近的守军还没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所以还算比较“友好”。负责南昌治安的公安局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在柏林发展的秘密党员朱德!
驻在湖南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公开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有人赶忙跑到武汉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要求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但碍于那个以杀人为快的刽子手是汪精卫的同党,尽管这时“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但还是要给予支持,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周恩来只好作劝说工作。
这时,共产党还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去夺取南昌,周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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