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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哲学通信》的出版给伏尔泰带来麻烦时，夏 德莱侯爵夫人（即爱米莉）邀请他到夏德莱侯爵所有的一座庄园里去避难。这座西雷庄园位于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的边界相距不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时很容易溜走。伏尔泰很喜欢这个地方，当然接受了，并且拿出大把钞票对这座别墅进行装修。至于夏德莱侯爵，并不是很富有，也不怎么关注这座庄园，至于说到爱米莉和伏尔泰的恋情，他可是一点也不在乎。他非常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同意爱米莉在他之外的男人那里寻找幸福，也同意把西雷别墅供给两人使用。此后，夏德侯爵先生还不时地来到西雷，看望伏尔泰和爱米莉以及自己的孩子。甚至当爱米莉以为伏尔泰移情别恋而伤心落泪，打算离开伏尔泰时，侯爵先生还劝她不要感情用事，要考虑到伏尔泰的前途。爱米莉后来曾对别人说 ：“如果我不说他是最好的丈夫，那么我就是最坏的妻子。”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法国社会的自由放荡的风气，越是上流社会的人，个人生活越是随便糜乱。当然我们并不是指责伏尔泰和爱米莉，而是就当时整个法国的情况而言。其实，伏尔泰和爱米莉的感情是相当真诚而持久的，否则它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在出现种种矛盾之后仍能保持下去。“一个女人要是爱了一个名人， 她的私情可以永垂不朽”。 如果没有伏尔泰以及与伏尔泰的爱情，现在有谁还会记得夏德莱侯爵夫人呢？
伏尔泰和爱米莉在西雷的共同生活，是充实、幸福而有趣的。两个人非常相爱，可是两个人除了爱对方外还各自爱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的朋友很多，西雷庄园常常暂居着不少朋友，可是在工作时间他们从不陪伴宾客，而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埋头苦干。每天饭后，他们都各自钻进自己的工作室，有时彼此除了吃饭时间外几乎见不到面。但他们对朋友也是很热情的。每天午饭后的半个小时，伏尔泰会邀请他的客人们在书房的门廊里随意交谈，天南地北，无论谈什么，伏尔泰都是谈笑风生，只除了两个人： 让巴蒂斯特卢梭和台丰丹纳神甫。只要一谈起这两个人，伏尔泰就会失去节制地诅咒谩骂。这是不无原因的。在１７２２年伏尔泰去荷兰旅行时，途经布鲁塞尔。他在旅途中给同行的鲁佩尔孟德夫人写了一首哲理诗《致乌拉尼诗简》， 他在诗中初步阐发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基本思想。在布鲁塞尔，伏尔泰会见了多年不见的让雅克卢梭。这位诗人对《亨利亚特》给予好评，对《致乌拉尼诗简》却提出强烈批评。从此以后，两位诗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甚至彼此带有仇恨的情绪。而台丰丹纳神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们二人于１７２４年相识， 伏尔泰已经知道此人不地道。 在１７２３年夏天，神甫秘密出版了一个《亨利亚特》的伪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描写，其中有些色情的场 面。当时伏尔泰并没表示自己的不满，只是尽力阻止了伪版的流行。１７２４年底，神甫因被控鸡奸罪被判死刑投入地牢。他要求伏尔泰帮忙，伏尔泰向警察总监、自己的好友达让松侯爵求情，台丰丹纳神甫才免于一死，改判为流放，尔后又由于伏尔泰的疏通，他不久就重获自由。但台丰丹纳神甫是个如此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后来专门与伏尔泰为敌，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恩人。伏尔泰写过一首诗《忘恩负义》， 揭露了这个小人的丑恶嘴脸。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伏尔泰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物。
和客人们门廊里的交谈时间是确定的，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伏尔泰就向客人们鞠躬致歉，随后进入工作室。他回到书房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吃晚饭的时候才出来。客人们都是伏尔泰的朋友，不会因为主人这样的招待不周而气恼，而是会自己在庄园里或附近寻找消遣。晚饭时，伏尔泰会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使西雷的晚宴成为最令人开心而无法忘怀的晚宴。他用最好的葡萄酒招待客人，把他最有趣味的剧本内容讲给他们听，以他讽刺的哲理小说博得他们的阵阵笑声。他的幽默的确是超凡出众的。
伏尔泰和爱米莉虽说是相爱的情侣，却同时也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人。所以两个人也常常会产生矛盾。葛拉斐民夫人的通信中曾谈及这对奇怪的情侣的私生 活 ：“夫人是专制的，伏尔泰是爱反抗的。就比如说穿衣服吧，她要他更换，他推说要着凉，她坚持着。于是两人在言语之中就生气了。伏尔泰走了，叫仆人进来通知说他腹痛。这便是他们古怪的把戏。” 两个人经常为这样的小事争吵，很快又重归于好，用英语彼此讲些慰籍的温柔话，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寻开心。一天晚餐时，伏尔泰本来答应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因为爱米莉不准他喝一杯葡萄酒，一气之下，拒绝履行许下的诺言，爱米莉也板着脸。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伏尔泰还是朗诵了他的诗。那顿晚餐的余下时间里，大家都过的很惬意。 爱米莉作为巴黎上流社会中的名媛，很喜爱在巴黎的生活，并不愿意去西雷。但出于对情人的爱，她还是跟着伏尔泰到西雷。他们两人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白天他们分别到自己的房间，一个写诗作文，一个演算几何；一个潜心于自己的文章，一个则专心致志地做实验。两人的爱情几乎是柏拉图式的，但他们都很乐意保持这种哲学式的恋爱。在西雷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有爱米莉的儿女，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神甫。夏德莱侯爵有时也到西雷来小住。当两位男女“主人”各自去工作时，侯爵先生就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耍，消磨时光。爱米莉不仅是一个专制的主妇，还是一个好嫉妒的情人。有一段时间，西雷住着两位夫人，尚鲍南夫人和葛拉斐尼夫 人。爱米莉对伏尔泰很不放心，就插一个仆人在伏尔泰身边，为她做眼线。这样，只要伏尔泰的房间里有女人在，爱米莉立刻就会知道。有一次，伏尔泰请葛拉斐尼夫人到自己的房间，给她朗诵自己所写的诗。就在这时，爱米莉出现在门口，脸上带着嫉妒的神情对葛拉斐尼夫人说 ：“太太，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单独和先生说几句话。” 爱米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伏尔泰一向是一个多情风流的人。在爱米莉之前就有过不少的情人，而且女人们因为他的名声和才学，也都愿意和他交往。因此，即使这次他对爱米莉是动了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使他就此结束他的风流生活。伏尔泰与尚鲍南夫人的关系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了，葛拉斐尼夫人到西雷后不久，也成了伏尔泰的情人。
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剧作家，自然十分喜爱戏剧。他第一次去海牙时就曾抱怨说在那里不能经常看到好的戏剧。在巴黎时，他几乎三天两头就要去一趟法兰西喜剧院看戏，并交了一些演员朋友。现在，在西雷这个地方，他差不多根本无法看到戏剧。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只好自己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他雇来工人把阁楼改建成小剧场，欢迎西雷镇的所有居民都来参加。尚鲍南夫人自然是不缺席的，就连临时来的客人有时也被指派演一个小角色。爱米莉的小女儿作小演员，夏德莱侯爵先生来的时候，也被要求上台表 演。他笨拙的姿态常常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西雷美妙而宁静的生活也时常被一些小插曲打断。１８世纪，在法国人们对尚古主义的争论比较大，其实无外乎两大类：赞成与反对。而赞成者也分为两类：文化尚古主义和生活尚古主义。前者认为古代社会的文化道德要优于文明社会，后者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及古代社会。让雅克卢梭是前者的代表。
这时，伏尔泰为表示反对尚古主义，写了一首哲理诗《摩登人物》。 在这首诗中，伏尔泰用他讽刺而幽默的笔锋，嘲笑了远古时代人们过的一无所有的生活，原始人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教会所鼓吹的纯洁的爱其实不过是兽欲；那时的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只是因为无知和蒙昧。伏尔泰利用这首诗为他们当今的奢侈生活辩护，并直言自己喜欢过奢侈的生活 ：“人间乐园是我生活的地方。” 有人评论说：《摩登时代》 是“为爱享受的人，为快活、享乐、风雅和幸福的人辩护，是一首巴黎生活的颂歌”。
鉴于以往的经验，伏尔泰知道他这首诗必定会给他招致不小的麻烦。因此他比往常更加谨慎地保存这部手稿，只把几部副本送给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信赖的朋友，叮嘱他们不要向外流传。但是伏尔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朋友、吕松主教德比西伯爵突然得暴病死亡，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这首哲理诗。这引 起了当局的注意。伏尔泰在诗中暗示亚当从未修剪过胡子，指甲太长，还享受着与夏娃的肉体关系。这些被教会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１７３６年１２月２２日，身在西雷的伏尔泰和爱米莉收到伏尔泰的好友舍利厄公爵夫妇的一封告急信，向伏尔泰传达了当局对《摩登人物》的不满。伏尔泰和夏德莱侯爵商量后，决定先出国去避一避。爱米莉把他送过法比边界。这一回西雷庄园的妙处显露出来了，他很轻易地逃离了法国。但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出外旅行并不是一件伏尔泰所为之辩护的奢侈生活。爱米莉很担心寒冷的气候会使他的身体变坏。伏尔泰经过比利时到达了荷兰，这里是他初恋的地方。当他的《哲学通信》在法国被列为禁书时，却在荷兰被公开出版发行，并受到赞赏，轰动欧洲，一年之间连续再版十次。由此可见，荷兰的政治气氛和宗教气氛要比法国宽松的多。这一次伏尔泰来到荷兰，受到了最热情的欢迎，王室成员、政界要人、文化名人、学术界人士以及出版商，都来拜访他。他忘记了初逃法国的烦恼，在海牙努力地工作，修改自己以前的著作。
在这同时，他的法国朋友们正在四处活动，以使他能早日返回西雷。夏德莱侯爵不断给国务秘书弗勒里红衣主教写信，里舍利厄公爵也在巴黎上下疏通。 幸亏这个案子又是伏尔泰的老同学、警察总监埃罗主办。１７３７年３月伏尔泰又回到西雷庄园，重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
爱米莉对自然科学的爱好，逐渐影响了伏尔泰。本来在英国时，伏尔泰对牛顿的科学贡献就已很有兴趣，现在在爱米莉的影响下，他更潜心于钻研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他的朋友们都不理解，不支持他这样做，可是伏尔泰仍固执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上并着撰写《牛顿哲学原理》。 当时，除了英国以外，很少有人能理解牛顿深奥难懂的科学成就。伏尔泰尝试着把牛顿的科学原理通俗化，使普通知识水平的人都能看懂。伏尔泰一生中的重要成就，都是在文学、艺术、历史方面，他对于科学其实并无突出的天赋和恒久的热情，但这次的工作却使他感到兴趣，并且确实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他把牛顿介绍给了法国人，并且他自己也从中得到益处。对科学的研究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都有很大帮助。
然而伏尔泰在研究牛顿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