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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子教学生是为了做官求禄，因而轻视体力劳动和生产知识，他说：“君子谋求学道，不谋求衣食。耕田嘛，常常饿肚子；学道嘛，可以做官得俸禄。”
他的学生樊迟问他如何种庄稼，他不但不答复，还在背后说樊迟是小人。这种思想对后世教育起了不良的影响。
古朴隽永的文学佳作在写作方法上，《论语》的语言简洁明快，含意深刻，通俗流畅，易读易记。它是一部对话录，每每以很生动的笔调凸现出对话时的情景，引人入胜。书中还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记叙文，记叙了孔子及其弟子谈话的情态，描绘了谈话的气氛，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可以说，《论语》是我国最早而写作技巧颇成熟的散文作品。
《先进》篇有一段文字就是《论语》写作风格的典型代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有什么拘束。你们平常老说没有人赏识我啊！假若有人赏识并起用你们，你们怎么办呢？”
这段文字粗看不过是写了一次师徒言志的小座谈会，但细细玩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次小座谈会的描写做了刻意的经营，给人以有声有色的美感：开头的简练叙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种单纯祥和的氛围中。场上五位人物，背景音乐是稀疏、轻柔的弹瑟声，镜头缓缓推向孔子，孔子说话了，子路急切答了，孔子笑了笑，然后冉有、公西华说了。“曾皙呢？”背景音乐渐大，镜头对准鼓瑟的曾皙，“铿！”瑟声停了，四周寂静，对话又开始……。
《雍也》篇还记载了孔子给学生们讲的一个故事，大意是：鲁国有个叫孟之反的大夫，从不夸耀自己。有次出兵打仗败下阵来，别人争相逃命，孟之反跑在最后面。回城时，大家在城门口迎接他，赞扬他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孟之反一边气呼呼打着自己的马，一边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这匹马跑不快哩！”
这则故事全文不过23个字，寥寥数语既突出了主题，又把主人公孟之反的性格活灵活现地点了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精炼的短篇小说。
《论语》中的许多篇章都具有这种效果，书中的孔子，就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从容、循循善诱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的形象。他的学生子路，性格直率、刚烈、鲁莽；颜回则是一个沉默好学、安贫乐道的青年；其他人物也都性格鲜明，有血有肉。
《论语》还记载孔子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某些观点，如孔子在谈到《韶》乐时说：“旋律曲调优美极了，思想达到最高境界了。”谈到《武》乐时说：“曲调优美极了，但思想未达到最高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一件好的文艺作品，必须做到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所以他听了《韶》乐后深深陶醉，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滋味。孔子还说，写文章把意思说清楚就可以了，不必过分追求华丽的辞藻。这些都是我国最早的文艺评论。
《论语》有很多生动精辟的名言警句，读了令人难忘，发人深省。如：温故知新，是可忍孰不可忍，既往不咎，三思而后行，任重道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仁不让，不患贫而患不均，等等，长期以来都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孔子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久，涉及面最广。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汉代董仲舒把孔子塑成神学家教主，宋明理学家把孔子改装成一个存天理、去人欲的僧侣主义的理学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中国统治者就强调孔子的尊王攘夷、保卫传统文化的方面；当征服者取得统治地位，政权巩固后，他们又强调孔子学说中定于一尊、君臣大义不可违抗这一方面，等等。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换过不少封建王朝，孔子的圣人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他成了“万世师表”，他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因此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也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其他任何文献所难以比拟匹敌的巨大影响。从东汉开始，它成为“七经”之一，宋以后又收入“十三经”。
两千多年间，它不但是士人必读的教材，还是统治者言行的是非标准。它蕴涵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日益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常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5 人道和平科技先声——《墨子》
战国时代，群雄并峙，诸子争鸣。在熙攘鼎沸的各种论调中，有两个学派的呐喊声最为响亮，这便是儒家和墨家。
墨家的创始者是孔、孟的同乡，今山东滕州人墨翟。墨翟是我国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以他为首的墨家学派一开始便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儒墨两家相互驳难，分庭抗礼，并称显学，揭开了先秦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序幕。只是到了西汉中期，儒家被定为独尊，成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正统，墨家才逐渐湮没不闻，成为“绝学”。
由于史籍文献的残缺，墨翟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已很难详考，只知道他生活在战国初期，是个木匠出身的知识分子。据说他的木工手艺相当高超，削三寸之木，顷刻之间便可制成一个载六百斤重的轴承，还曾制造木鸢（古代滑翔机），飞翔在天空。
墨翟创立的墨家，既是一个学派，又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首领称作“巨子”，成员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在墨翟带领下，他们生活简朴，穿粗衣，着草鞋，饭都不能吃饱，整天劳作不休，在列国间奔波，扶弱抗强，制止战争。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唯一没有疑义的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学派。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于《墨子》一书中。
现存的《墨子》，共15卷，53篇，既非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也有时间上的早晚之别，但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墨翟及墨家学派思想的总集。
兼爱非攻人道和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墨子》认为，人民不但要求生存和温饱，而且要求子女繁庶和幸福。但是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对内使人民劳苦，剥削人民很厉害，使无数人民饿死冻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兼并别国土地，使无数人民病死战死。这些统治者又极端荒淫，霸占了成千上百的青年妇女，使天下许多男子不能结婚。政治上交相作恶的混乱局面，即强者劫掠弱者，众者凌暴寡者，诈者欺骗愚者，贵者傲视贱者，是一切祸害中最大的祸害。
如何才能消除这一大害，兴起天下的大利呢？《墨子》指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提倡“兼爱”。兼爱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所谓兼爱，即人与人之间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都应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助。对待别人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对待别人的家庭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对待别人的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道德观上十分重视“兼”，“兼”在墨家那里是个崇高的美称，它把合乎兼爱原则的国君叫作“兼君”，合乎兼爱原则的士叫作“兼士”。与“兼”相对立的是“别”，“别”在墨家那里是个极大的贬词，不合乎兼爱原则的，便叫“别君”域“别士”。同样，《墨子》也把儒家主张的“爱有差别”的观念称作“别爱”，认为儒家主张的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程度的爱，仿佛用火救火一样，只会加剧社会混乱，而兼爱则相当于以水救火，有助于治理社会混乱。
《墨子》把兼爱看成是圣王之道，把追求“兼”除去“别”作为改造社会的总纲领。这样，兼爱就超出了道德观上的意义，成了衡量社会状况好坏的标准，认为天下兼相爱就会治，交相恶就会乱，能不能兼爱成了决定社会治乱的唯一条件，不相爱成了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总根源。它设想：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战争；大夫相爱就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彼此伤害；天下的人皆相爱，强的对弱的，众的对寡的，富的对贫的，贵的对贱的，智的对愚的，都能做到兼爱，就能消灭社会上相互残杀的现象，在苦难的人间建立一个太平安乐的天国。
兼爱并不是无条件的空中楼阁，它是以互相有利为基础的。在《墨子》中，兼相爱，往往和“交相利”（互相得到利益）并提，认为只有有力量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相勉以分人，有道的相劝以教人，像这样，饥的得食，寒的得衣，乱的得治，各安其生，才算真正实现了兼爱的原则。
《墨子》也把兼爱称作仁、义，但它反对孟子所宣扬的仁义的说教，认为讲“义”不能离开“利”，义和利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实行仁义应注重客观效果，以利人作为具体内容，离开了实际的“利”，也就无所谓“义”。
爱人就是利人，不是光讲漂亮话。它讥笑儒家口口声声叫喊仁，但如果拿一件具体的东西叫他们去认识或肯定，这些人便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仁了。
《墨子》把“利”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认为所谓“利”就在于使人们得到满足，而所谓害，就是使人们感到厌恶。从这个原则出发，它认为道德行为就在于使人们趋利避害，人们在行动中，应该放弃眼前的小利而躲避将来的大害，或忍受眼前的小害而求得将来之大利。如果断去一个指头，可以保全整个的手，就无妨暂取眼前的小害，以避将来的大害——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墨子》还用“利”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道德范畴。比如，所谓“忠”，就是做有利的事使君主强盛；所谓“孝”，就是要有利于父母；所谓“功”，就是要有利于百姓，等等。同样，一个人的好坏也应当把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结合起来观察。《鲁问》篇的一则对话生动地阐明了这个道理：鲁国国君问墨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轻财好施，谁当太子最合适呢？
墨子说：还不知道，或许他们所做的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钓鱼的人样子恭敬，并不是为了赏给鱼好东西；拿虫子去引诱老鼠，并不是人们喜爱老鼠。我希望您能把他们的志向（动机）和事功（效果）统一起来考察。可见《墨子》的道德观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
正因为道德行为就在于使人们趋利避害，而兼相爱的具体内容就在于兼相利——互相得到利益，在《墨子》看来，兼爱也就拥有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依据，成了实行起来并不困难的社会准则。因为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前提，爱和利又是对等互报的，书中引用《诗经》“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话来证明，爱别人的，别人必定也会爱他；有利于别人的，别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