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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区游击,以便与金肖支队打通联系。
粟裕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比较着这两个方案的利弊。
依当时苏南情况和新四军实力看,第一方案虽可以迅速打开局面,但不是很有把握,如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南下,还有可能陷于僵局。而且新四军主动深入顽区作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于我不利。第二方案虽发展缓慢,但较稳妥而有把握,且可以进一步摸清情况和创造实施第一方案的有利条件。
比较来比较去,粟裕最后决定采取第二方案,摸摸国民党正规军的底细。
2月中旬。
敌第三战区以陶广为总司令的苏浙皖挺进军总部,奉顾祝同之命,以五个团的兵力,在广德以南向苏浙新四军第三纵队七支队突然发起进攻,企图以五比一的优势消灭七支队,一举切断挺进天目山之新四军的退路。
“我早就等着它这一着了!”粟裕高兴地说,“顽军主力由孝丰西北向北攻击我第三纵队,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在这一地区实行反击,转而进占天目山。既避免了主动攻入顽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的不利,又能收到声东击西效果。”
敌顽第六十二师是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队,也是三战区骨干部队之一,装备整齐,弹药充足,战斗力较强,且是反共老手。受命向新四军进攻时曾狂言“两天解决,绰绰有余”。配合六十二师的忠救军则是一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武装,他们使用的是美式卡宾枪、汤姆枪、六○炮,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人们称之为“猴子军”。
这是粟裕自南渡以来与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次交手。粟裕想通过这一仗对浙西的国民党军有一个实际的了解。
新四军七支队遭顽军主力进袭后,立即奋起还击。击退了忠救军为时四天的猛烈进攻。这时,敌六十二师向七支队侧后迂回,企图截断七支队的归路。
对此,粟裕早已料到。立即令第八、第九支队投入战斗,使顽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又急调第一纵队主力越过莫干山,切断了战场上的顽军向孝丰和天目山区的退路,以协同第三纵队歼灭这股敌人。
经五日激战,顽军终于被击垮,孝丰县城被解放了。
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顽军一千七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三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三十余挺,步枪六百余支。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
初战告捷,我军打出了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而顽军碰得头破血流,从骄横轻敌转为闻风丧胆。这两部顽军在以后与新四军作战中畏缩不前,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顽军偷鸡不成反蚀了米,仓惶而逃。粟裕把追击的深度仅划在报福坛、渔溪口一线。
在战役总结会上,粟裕解释道:“这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的。一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适可而止:二则要抓紧时间深入农村工作;三则从军事上考虑,天目山易守难攻,顽军有纵深配备,过于深入顽区对我不利,而且强攻凭险据守的顽军,必将付出较大代价。我估计顽军在初战中遭受的打击还不很大,必不善罢甘休,第二次进攻将接踵而来,不如以逸待劳,待顽军出击。在天目山外,于运动中歼其有生力量,然后乘胜而进。顽军虽占地理之利却无兵据守或至少削弱其守备力量,我军便可以以较小代价而迅速占领天目山。”
粟裕下令:“在顽军再次进攻之前,我不主动出击。”
2月底。
粟裕获悉:顾祝同密令陶广所部相机在孝丰附近将新四军围歼,严防新四军打通海北和浙东以天目山作根据地,并叮嘱“对剿匪部队行动严守秘密,勿使盟军发觉”。可见,顽固派作贼心虚,自知反共的图谋是见不得人的。
果然,陶广接到密令就加紧部署,再次向新四军进攻。他调集第一百九十二师、第五十二师以及忠救军部队共十二个团,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为前线总指挥,在忠救军的协同下,兵分四路,从西、南、东三面呈马蹄形向孝丰分进合击。
敌顽这次进攻的重点在孝丰以西,主要力量是第五十二师和第一百九十二师,这两个部队都是第三战区的主力。尤其是第五十二师,训练有素,反动教育深入,装备精良,并配有苏式轻重机枪,是各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
该部一向目空一切,经常充任反共急先锋,是“皖南事变”的主要刽子手。
据粟裕战前向刘先胜了解,其一个团的战斗力大致相当于新四军一个较强的支队,这是粟裕主要准备对付的劲敌。
粟裕吩咐部下:“我们的方针是,以各个击破对付顽军的分进合击,任凭它几路来,我只打一路,集中兵力,攥成一个拳头,砸向顽敌,主要目标为歼灭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六团和忠救军主力。”
顽军于3月3日发起进攻。4至6日,坚守在孝丰周围的守备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许多阵地反复拉据。6日晚,各守备部队击溃了第六十二师的全面进攻。7日晚,粟裕挥兵全线出击,歼灭了敌五十二师、一九二师各一部。忠救军见势不妙,急忙逃窜。10日,顽军各部纷纷南逃。
3月底,敌人放弃临安,向西南方向撤退。
至此,我军后发制人,在两倍于我的顽军围攻下,各个击破,以少胜多,歼敌团长以下一千七百余人,完全占领了天目山。
5月中旬。
日本帝国主义已成强弩之末,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抗日战争一旦胜利,浙西恰恰是国民党抢夺京沪杭的前进基地,哪能容得下新四军在这里立足生根?
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日胜利果实,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集中必胜兵力,统一指挥,迅速剿办”,“断其后路,一鼓歼灭”,企图一举歼灭挺进天目山的新四军。
第一次、第二次进攻失败后,顾祝同、上官云相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这次不惜血本,下了最大的赌注。
上官云相亲自出马任总指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代替败将陶广任前敌总指挥,调集主力十四个师,兵分三路企图包围和夹击新四军。
左路兵团是五十二师、一四六师和三十三旅;右路兵团是英国装备的国际突击第一、第二纵队和七十九师:中路兵团是二十八军、忠义救国军。总兵力达六万多人。
国民党军接受了历次惨败的教训,不敢分兵,不敢突出,不敢长驱直入,采取步步为营,齐头缓进的战术,使新四军无法分割包围,企图用优势兵力,迫新四军决战。
敌顽第三次进攻已迫在眉睫。
6月。
吴家道军区司令部。
大战前,粟裕的日常生活和平时一样,仍住在白水湾吴家道军区司令部。
他处理完来往公文之后,还是稳步走下地主庄院的阶梯,拿着农具到离铁板百叶窗不远的地里劳动,还是经常同老农民聊天。
每天他仍和往常一样喜欢看地图,所不同的是近来他看地图时间更长,神情更专注了。他常常仰起那凸出的前额,伸出手掌,丈量着几乎覆盖了整个墙壁的军事地图。那双深陷的双眼,闪着深邃锐利的目光。他站在地图前,静静沉思,良久不语。
地图所展示的地域,正是南宋、太平天国鏖战失败的古战场。天目山区临近红军抗日选遣队(红十军团)遭受袭击和方志敏同志蒙难的皖浙赣边区,也毗邻项英、叶挺同志被暗算的皖南军部。
这些历史的教训,都提醒着粟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他经过反复的思索,最终确定这次作战的原则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敌一路。”
5月28日,三路顽军分别进占新登以北一线,向孝丰以西新四军阵地进逼,与日伪形成合击之势。
29日,粟裕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乱其进攻部署,确保浙西、浙东的联系,改变日伪顽夹击的态势,争取时间,使分散的主力迅速集中。当夜,第一、七、十支队向顽军第七十九师展开反击。经三日激战,6月2日占领新登,歼灭顽军二千二百人。
新四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伤亡九百余人。此后,双方形成相持态势。
下一步该怎么打呢?
粟裕坚定地说:顽军发动这次大规模进攻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和作了极周密部署的,这仗非打不可。不打这一仗就不足以粉碎其进攻,不粉碎其进攻,就不能保持战场的主动权。
问题是何时、何地、怎样打才有利呢!
他在琢磨孙子的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他知道,打仗最讲辩证法。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换打法。
现在整个情况变了,顽军的力量、部署变了,我们不能一成不变,不可在新登恋战,也不宜死守天目山。如与顽军掖着,拼消耗,则正中顽军下怀。
我们应该主动撤离新登、临安,诱使敌人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继续消灭顽军有生力量。
撤!暂时放弃天目山。
为了诱敌,新四军不仅撤退时要让出赖以联系南北、连结浙东浙西的许多城镇和土地,而且要故意在敌人面前显露“败象”。
部队向孝丰以北匆匆撤退。
那正是梅雨季节,阴雨连绵。大路山径上满是杂沓的脚印,一路上到处是丢弃的彼军帽、破军衣、米袋子、烂草鞋。负有盛名的方司令(即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牺牲后,许多人抬着大红棺材,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从前线山头撤下来的战士,子弹袋是空的,米袋也是空的;后勤人员在街上到处寻购粮食。
这种种迹象使顽军产生了错觉,认为新四军已是“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作出了新四军正“向北溃逃”的错误判断。
粟裕决定,加强战役伪装,诱敌深入,将顽军引向预设战场。他命令第三支队在天目山正面利用地形和工事机动抗击,掩护主力集结和辎重撤退;设在天目山的机关、医院、工厂、报社和军需物资,纷纷向宣长路北转移,并公开向群众告别。
顽军特务、谍报人员将所见所闻不断上报,并夸大其词,那些比较持重的顽军头目也确认“新四军已向北逃窜”。
6月2日夜,第十一支队自宫春江东渡后,粟裕命令其负责掩护主力脱离战场。十一支队摆出主力大部队的样子进行运动防御,实际担任后卫的只有一个侦察连。他们且战且退与顽军不即不离,到达孝丰后转入正面阵地防御。第十二支队在完成紧急抢运伤员后,直接进入莫干山区敌后,既为今后主力转入敌后作准备,又成为下一步作战时向顽军侧后实施迂回的机动力量。其他各支队全部在孝丰西北地区隐蔽集结。
6月9日,顾祝同电令李觉以主力兵团肃清东西天目山新四军,然后构筑碉堡固守。主力组成左右两个“迸剿”兵团,依托东西天目山,分由临安、宁国两地向孝丰分进合击,务必夺取孝丰,歼灭新四军主力;并续调突击总队第二队和第一四六师前来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