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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说，朱德和叶剑英的谈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若干年后，他看到中央给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先遣队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部队到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当时皖南有几个县发生了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
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月1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9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曾洪易的恐慌动摇愈益严重。先遣队在水口遭到敌军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赣浙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遭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将士的反对，中革军委也在回电中对他进行批驳，以后他由恐慌动摇而变为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从闽北挺进浙西。到了浙西，中革军委又相继下达了一系列叫人困惑不解的指示。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先遣队进行追剿。
先遣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的指挥员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9月底，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这里距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已不远。到了这里，先遣队才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至此，先遣队已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多华里。这时的队伍大约还有三千人。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是方志敏，政委是曾洪易。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
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12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
红军沿路设伏，扼守险要地势。
12月14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寻淮洲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夺取制高点。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