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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来的？”这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官员应有的形象。可是后来在手下拿出“护官符”，并点明杀人凶手和其恩人的关系后，就犹豫不决了，手下又搬出了“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等大道理开导，最后用因果报应使人命案不了了之，只是让薛家多赔偿银子而已，接着又给贾政写信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而陈文昭就是《金瓶梅》中的贾雨村，两人同样虎头蛇尾。
蔡京作为一个官爵显赫的朝廷大员，为一个县城里的市井无赖讲情，只要稍微有点人情世故的都知道，这就是关系和金钱的作用（《史记》当中讲一个故事，汉武帝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要把天下的富豪都迁徙到茂陵——他的坟墓——附近，当时有个最知名的侠客郭解，虽然家贫，可是因为树大招风，也被列入迁徙名单，他走卫青的门路向汉武帝讲情。卫青认为郭解家穷，不应该列入名单，汉武帝说：“能让大将军讲情的人，肯定不穷。”同样道理，能让朝廷一号大员为一个恶霸讲清，这肯定是金钱的力量。）。为什么单单要免提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是欲盖弥彰。《金瓶梅》作者还有几句诗赞美陈文昭：府尹推详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心赞美。
同时也要承认，一个清官只能做到如此地步了。
我们也要对他施加“历史的同情”，可能有这种同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要在封建官场里混生活，总是会有无穷无尽的情非得已。武松毕竟是杀人了嘛，能减免武松的死罪也属不易了。我们不能只从感情和同情角度看，还要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从个人感情上看，武松有一种正直的品性，值得我们同情和赞扬，可是从法理和理性的角度来看，武松的行为不值得在当代赞扬。那只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如果要是像在《水浒传》中，顺利“斗杀西门庆”倒不失为快意恩仇。可是这种想法多少具有理想主义。
朋友说，我有英雄情结，确实，我没有英雄之气和英雄之志，但是对那种超人魅力十分崇拜。
但是我的心情又极其复杂。
我希望中国以后再也不需要英雄来拯救这个世道。凡是英雄出现的时候，都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时刻，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的称号往往是用千万百姓的鲜血染红的，是用痛苦的泪水浇灌出来的。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作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津津乐道于英雄豪杰纵横驰骋的故事，往往忽略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剧，不用说，死得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有这种思维，不影响我们得到一种纵横捭阖的精神享受，但是看问题，至少要有两个角度。
英雄的故事之所以在男人世界中存在大量市场，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男人的“权力意志”的幻想，得不到，总还是可以使用“精神胜利法”来享受的吧。这里的智慧要吸收，同时也要有一种“民本意识”，就是说英雄始终是极少数的。
中国人历来的心理传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穷和不公平最容易产生英雄。当英雄纵横天下之日，就是民生凋敝之时。我们企盼英雄来拯救这个社会，我们本来以为英雄的力量是无穷的，确实，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以达到目标，其实，后来我们会发现，他们是超人，可不是神灵，一样力量有限。
而且，世界上的事都是辨证的，英雄具有超人力量的同时，也有超人的破坏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有时等量齐观。我们需要一个法制健全、能够保持基本公平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大同社会了。
中国不缺乱世英豪，就缺公正而持久的法制。
包括我对《水浒传》当中的英雄，感情同样复杂。首先他们大多不是历史当中的真实人物，是体现作者价值观的虚构人物，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就是中国人有一种“清官梦”和“侠义梦”。封建社会实在无正义和公理可言，只好寄希望于清官爱民和侠客拔刀。因为当时的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法律，这部法律只能制造无处诉说的冤案。所以我们崇拜英雄，这是让人活下去，相信正义还能伸张的精神力量，必须承认，这种力量非常强大。
但是以“水浒英雄”为例，他们注定要以悲剧结局，包括他们的行事方法还有待斟酌。在没有新思想指导之下，农民起义的最后结局只能是两种：要么被镇压，要么被利用。后代读者一直埋怨宋江不够硬朗，其实《水浒传》中的宋江是最有战略眼光的人物，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不是他个人能力的问题，因为他最清楚，“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计，也基本不可能成功，最后还落得一个骂名，还不如早日做好招安准备。首先他确立的指导思想很有策略性，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这是后人指责他是投降派的证据之一，但不能不说这种提法是明智的，他做不到方腊的决绝，那么就只有通过这样一条路来打通通向最为社会认可的，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封妻荫子”之路。他注定悲情。
我在《史记之魂》中对英雄大加赞扬，其实和我现在的话一点也不矛盾。我赞扬的不是乱世英豪，也不是权力最大的人物，更加不会是恃强凌弱的鸡鸣狗盗之雄。我不崇拜权势，我更看中“英雄气质”，这种气质并非是以取得多大的世俗权力为基准，而是一种精神和意志的力量。
能够超脱一定庸俗思维的都是英雄。
深明大义，拥有过人眼光就是具有英雄之气。能够摆脱用世态炎凉的庸俗标注评判人物的，都是平民英雄。除了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之时，我们更多地是需要遵守真正法制的具有英雄气质的平民。
绝对不需要乱世英豪。
社会动荡之时，是思想发展的最佳时机。对所有这些积极意义我都不否定，我看的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我在这里不是做整体评价。
当人们痛恨社会不公时，就会希望有英雄横空出世，可是这样的几率很小。如果没有英雄和侠客，那就要寄希望于清官了，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产生这种思想情有可原，因为中国的百姓一直是卑微的。
就拿这个陈文昭来说吧，他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官员了。因为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一个人在诱惑面前控制自己，简直就是圣人，就是孔夫子一流的人物。西门庆不敢向他行贿，就能看出他的为人。对这一点我深表赞许。
但是还有一些人，对陈文昭仍然不十分满意，认为要是真正的清官就应该顶住蔡京的压力，一力主持公道。从情理来看，这样的要求不高，他花了老百姓的钱，应该好好办事，你只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罢了。陈文昭保持正义是正常不过的，职责所在。
可是，这只是从情理和理想来看，同时，还要从理性和现实来看这件事。在封建专制时代，最大的公仆——天子，认为自己是老天派下来的保护神，所以叫“天子”，吃你的花你的是应该的，不服气，我就弄你，他是“君权神授”的，是凌驾于主人之上的“最大牌的仆人”。而下面这些官僚，是给皇帝打工的，同样享受特权，就在情理之中。老百姓不服气，就反抗，又有了新皇帝，好了几年之后，还是如此，所以法律制度建设和现代国民概念尤其重要，这也是避免“历史周期率”不断重演的最重要手段。
而这些都不是封建社会能给与我们的，这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历史问题，是客观实在，也不要过于纠缠，真正要做的是立足现在，放眼未来。民治，民有，民享，只有在现代民主社会才能发生。
中国人应该学习妥协，妥协不是当缩头乌龟，而是一种智慧，法律和民主都是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一方面靠斗争争取，一方面又要妥协，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就是说，不要总是进行势同水火的阶级对立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这些都不是封建社会能给与我们的，这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奋斗目标。
对待陈文昭，我们还是不能以纯粹的道德观来评价，还是这样的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既要知道他在强大的封建社会官僚机器中只不过是颗螺丝钉，也要知道不管他如何努力，也只是一个贾雨村，无法保持足够的清醒。这是封建社会“密室政治”的产物，只有在“阳光政治”下才可以慢慢杜绝。我们不可以对他苛求过甚，他身处那样的时代，没有办法。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紧箍咒的，都有无奈。
以宽己之心来恕人。
用这一段，为陈文昭和武松做个小结。从此以后，这部书里基本就没有英雄了。有的只是行尸走肉般的吃喝玩乐和卑污的勾心斗角。
西门庆知道武松被充配到孟州，方才一块石头落地，十分自在，于是吩咐家人来旺、来保、来兴儿，把花园的芙蓉亭打扫干净，铺设围屏，挂起锦帐，安排酒席，请来乐队，吹拉弹唱。西门庆实行全家总动员，让老大吴月娘、老二李娇儿、老三孟玉楼、老四孙雪娥、老五潘金莲都来，阖家团圆，饮酒作乐。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的两边落座，家人媳妇、丫环使女，环绕侍奉，传杯换盏，花团锦簇。真是：宝鼎焚香，金瓶插花，盘盛山珍，杯泛琼浆。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饮酒中间，玳安领着一个小厮、一个小姑娘进来，二人提着两个盒子，说道：“我们是隔壁花家的家人，主人让我们送点心和花儿给西门大娘子戴。”揭开盒子一看，一盒是在宫廷中才能吃到的“果馅椒盐金饼”，一盒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玉簪花，吴月娘看了满心欢喜，说：“又叫你娘费心。”让他们吃了点心，又给了小丫头一个汗巾儿，给小厮一百文钱，让他们转告女主人，她这里多谢了，又问两人姓名，丫头叫绣春，小子叫天福儿。
吴月娘打发走两个小客人后，对西门庆说：“花家这个娘子确实是好，时常派人送东西给我们。我们这面反倒礼数不周，没回过礼。”西门庆道：“花子虚花二哥娶这个娘子，还不到两年光景，他说自己这个娘子性子温和，不然也不会容忍让这样两个标志丫头在房里服侍。”吴月娘说：“前些天，她老公公出殡，我在山头上和她有过一面之缘，见她长得甚是白净，五短身材（这里非贬义，有娇小玲珑之意。），尤其那两道细湾湾的眉毛，特别出众，虽然和她交谈不多，但是我还能感觉到她的性格温柔。年纪还不大，也就二十四五岁左右。”西门庆道：“你不知道，她原先是梁中书的小妾，后来才嫁给花子虚，带了好大一笔财产过来（被他瞄上没个好儿。）。”吴月娘说：“她送礼物过来，咱们也要礼尚往来，明天回敬些礼物。”
现在所谈论的这个人，是《金瓶梅》中另外一个重量级人物——西门庆的“结拜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前十回主要是解决潘金莲和《水浒传》遗产问题，现在心腹之患武松的问题也完美解决了，十分自然地把潘金莲引渡到“金瓶梅世界”，而与此同时，春梅也顺利地进入了这个世界。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个舞台还缺一个人，就是李瓶儿，接下来的十回，是从“潘十回”转到“李十回”，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