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活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他们的一切认识除了自己在村社中的直接经验之外就是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使命就是继承上一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由于传统构成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几乎全部内容，他们对新事物总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担心接受这些新事物会引起他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变化。改革后，村社农民一如以往，很少有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的愿望。一些具有欧化思想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扮演着可怜的角色：农民根本不理会他们那些办大众学校、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农业的计划。
然而，农村终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社会的大环境，必然影响到村社和农民生活。由于允许农民在交清份地赎金之后脱离村社，农村贫富两极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富农，有的甚至干成了大事业，例如在西伯利亚，大部分著名的金矿主和工厂主都出身于农民。更多的农民因贫困和破产踏上了去工厂的道路，成为“外出打工的人”，还有些则成为自由的手工业者或雇佣劳动者。农民内部出现的这种流动，尤其是打零工这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使得新的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渗入村社，这对开阔农民的眼界、充实他们的意识起了巨大的作用。传统的村社文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农民中开始产生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生活的愿望。私有制的概念也逐渐渗透进了崇尚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农民中间。为了保护属于自己的每一点财产，他们可以表现出无穷的耐力和惊人的韧性。70 一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了把钱存在罐子里的习惯，开始把它存入储蓄所或购买息票。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农民基本上仍是不赶时髦的，他们的衣着、陈设也很少变化，但是对个性的追求也开始得到表现。在稍微富裕一些的地方，特别是在工业省份，农民为了美观，常常把自己农舍的正面雕上花，尽管在屋子里面依旧堆放着各种杂物，甚至让小牛犊在屋里过冬。
社会风气、人民生活、酗酒现象
改革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且不说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都市，就是喀山和雅罗斯拉夫里这样的城市也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一幢幢高耸的石砌建筑物鳞次栉比，大街两边有华丽的路灯和宽阔的人行道，沿街的商店装饰着漂亮、阔气的招牌。城市吸引着大量渴望发财致富的或寻找谋生之路的人们，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从610万增加到1680万，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8％提高到13．4％。城市也是引导俄国生活方式欧化的先锋：现在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更广泛的居民阶层。许多贵族蜂拥来到城市，用他们在农奴制时代聚敛的财产或土地赎金享受起欧洲式的生活方式。有权势的官员对豪华生活的口味也越来越高。而众多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追求奢侈方面也绝不比他们逊色，民粹派学者弗列罗夫斯基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暴发户的形象：“他的头发稍稍上了一点油，梳得十分艺术。他的衣服光彩夺目，我不能不惊奇他的衣服是那么地合身，怎么裁缝能用这种呢料裁制如此雅致的式样。他用嫩白的手指玩弄着金表链。……他拥有一座3 层楼的石头房子。”这类人典型的家居是这样的：穿堂铺着干净的地毯，糊着墙纸；厅门是那种蒙着漆布面、钉着耀眼铜钉的式样；在有5个窗户的宽敞客厅里放着鲜花、沙发家具以及贵重的装饰品。有钱人的娱乐方式也更多样化了，他们把各种节日安排得颇有气派，原来只是在显贵宅邸才有的家庭剧场现在增加了许多，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和设施也到处建立起来。为了寻求一年花1500 卢布的可能性，他们一个晚上可以输掉几百卢布，令普通老百姓目瞪口呆。奢侈和傲慢成为这个新的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时尚。但这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却一天天降低了。原来人们趋之若鹜的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如今已没有多少人光顾了。圣彼得堡交际界的精英们群趋于下等的剧场，在那里，某个巴黎小剧团的二等角色就很容易博得喝彩。
上流社会往往以显赫和奢华来满足虚荣心，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劳动群众。
在工业省份，劳动者力图用表面的光鲜来掩盖极端的贫困。女工们对服饰的要求提高了：如果说贵妇人每天要换几次衣服，那么工厂女工现在也希望能有几身衣服。要是在节日中能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众人面前出现几次，她会认为这是最大的幸福。她们的服装款式尽量模仿上流社会的流行式样，当然料子要差得多。商店里那些仿制的奢侈品也是最受她们青睐的东西。然而，为了买上丝绸服装，有些女工不惜摧残自己的身体，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种要面子的心理逐渐扩展到服装以外的方面。家里没有茶炊会感到害臊，于是为了买个茶炊而卖掉最后一头牲口。不穿皮鞋觉得丢脸，为穿上皮鞋只得忍受饥饿。一些有技术的勤劳能干的工人家庭的生活环境要好些，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房子，墙上糊着壁纸，有像样的家具，玻璃门的柜子里也许还放着一些小摆设。但是为了这一切，必须节省伙食、压缩最必要的开支，一戈比一戈比地攒钱。他们的孩子也常常要分担这一切：疲惫的眼神、苍白发青的脸色、发育不全的身材表明了他们为此作出的牺牲。有些身居肮脏潮湿的地下室的小职员，也因职业所迫而不得不打扮得衣着入时，皮鞋锃亮，装得像生活优裕的上流社会人物那样去上班。
在农村，盛行着这样的看法：没有丝绸连衣裙的姑娘是没人娶的。于是，农民们宁愿让全家挨饿也要为女儿搞到丝绸连衣裙。弗列罗夫斯基观察到，在工业省份的农村，农民在有住房以后就把注意力转向衣着。“在追求改善衣着方面，农妇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坚忍和顽强丝毫不亚于其对改善住所的追求。农民是如此地贫困、窘迫、遭受虐待和不幸，他无力进行衣着和住房方面的实质性的改善。需要业已增长，满足需要的资料却没有。……他养成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习惯。在—切能遮盖的方面，他忍受极大的痛苦，全家人饿着肚子，孩子将死掉，——可是女儿却有丝绸服装，房子必得雕上花。一触及自尊心，他立即力图装阔，……一位边远乡的乡司书对我说：“我惊奇不已的是，农民讲究穿戴的嗜好是怎么来的？他们哪里谈得上穿戴？他们就是不讲究穿戴也已经没有什么可吃了。不，为了不比别人穿得差，他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背着最沉重的十字架。”这些正常、合理的需求，对于俄国劳动者来说是要以野蛮和不人道的方法来实现的奢侈，为了得到这些，他们承受了最艰难的生活。
改革后，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和屈辱当中。
在农村，农民住的一般是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低矮昏暗、空气混浊，在小窗户上代替玻璃的通常是牛尿泡。许多农民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光着脚走路，能穿上像样的鞋的只是少数。他们用厚麻布自己缝制粗糙的衣服，过冬时则在这种衣服的夹层中塞进一些什么碎屑以御寒，动物皮算是最好的衣服。农民吃的通常是麸子和大麦，能吃到黑面包就是大口福了。克瓦斯这种饮料对农民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没有好的原料，他们喝的克瓦斯常常像加了水的醋。农民在春天、夏天和秋天一般是不吃肉的，因为在这种季节肉容易变质，又买不起较多的盐腌咸肉。因此，他们在冬天宰牲口，在11 月到3 月之间有可能吃肉。在这几个月中，各种斋期加起来有104—105 天，荤食期只有46—47 天。再加上沉重的租赋捐税，农民很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饮食。
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既创造了财富，也增加了贫困。弗列罗夫斯基指出：“工业，这个原是人民福利与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这里成了置人死地的祸患，成了连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能使工人成十倍地增加生产的劳动分工成为其饥饿、贫困、死亡的根源。”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在俄国各工业省份中，死亡率最低的指标是27 人中死1人，它不仅高出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死亡率，甚至也高出了俄国的平均死亡率。在俄国的工业企业中，父权制式的关系甚至在彼得堡这样的城市也都存在，工人处在不仅贫困而且屈辱的地位，他们的自尊心和美好感情的火花经常遭到现实生活的无情扼杀。
由于对生活的绝望，下层劳动群众的心理状态是得过且过，一有可能就酗酒消愁。在有买酒钱的情况下把自己灌醉是他们唯一的乐趣，狂饮成为他们麻痹自己、寻求解脱的手段。酒成为一种能起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的东西。巴枯宁曾说：“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者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农民能用自己的钱痛饮的机会不多，这使酒对于他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旦手里有了钱，他就要在只有木头长条凳子的劣等小酒馆里喝到失去知觉为止。许多人甚至不惜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对酒的渴望。城市下层劳动者也是这样，弗列罗夫斯基提到的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一对夫妻在皮鞋作坊干活，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个枕头之外别无他物。丈夫在一个月内喝一次25戈比的酒，偶尔也喝两次，喝醉之后就把妻子揍一顿——这就是他在一个月内的享乐和消遣。而他的妻子生活中的调剂就是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挨丈夫一顿揍。有许多工人在拿到工钱后马上买酒喝光，然后再以坚强的耐心拼命地干活。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不断散布流言，说劳动群众的酗酒是导致他们贫困和破产的原因。但数字所证明的恰恰相反。60年代，弗列罗夫斯基写《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农村酒的消费量是每个成年男人平均每周不到一杯，每个妇女每月不到一杯；在城市，成年男工每4 天摊不到一杯，女工每周不到一杯。而“受过教育的人”喝的是8 倍于此的酒，却不认为自己是酒鬼。在欧俄的49个省份中，工人阶级所喝的酒每人平均2．30 银卢布；而上层阶级每人光是喝进口的外国酒就平均要达3．5 银卢布，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喝掉比这多3倍的俄国酒，其中粮食酿制的酒可能还多于葡萄酒。事实上，在骄奢淫逸的上层社会中，醉鬼和狂饮者相对地要多得多。
俄国工人虽然大多数仍然把酗酒作为主要的娱乐，但他们也产生了文明地生活的欲望，出现了用音乐和舞蹈代替粗鲁的取乐的倾向。甚至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工人们有了钱也会请来起码的乐队为跳舞伴奏，他们自己也会拉起手风琴唱起歌。而在欧俄的城市中，有些工人即便喝酒也不像过去那样了，他们喜欢光颐那种挂着豪华窗幔、摆着雅致家具、有打扮入时的歌女在音乐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