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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3 年11 月开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诺夫斯基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作面向公众的系列学术讲座。这位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后来又留学德国的贵族青年，此时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僻和深奥的，如墨洛温王朝后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罗马教会、罗马法律及封建机构对文明过程的影响等等，但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和仰慕。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演说严谨、有力、充满勇气和诗意，更是因为他的演说是带有鲜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国家主义和教会主义的倾向。格拉诺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俄国农奴制度的前途，但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演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最终将像西欧那样，结束农奴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没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主义者，相信宇宙有一个模式和终极目标，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由，尽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岖曲折的；这个过程是缓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坚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认为俄国传统文化迟滞俄国社会的进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地实行欧化。格拉诺夫斯基强调，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西方更先进文化的影响的解毒剂。齐切林的回忆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俄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他写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东西……我热爱祖国并且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从这方面说，这种学说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俄国社会整个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况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厅里可能会有，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曾在其间生活并从孩提时代就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荒谬的。人们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彼得的天才、光荣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他们证实说，我们从西欧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好学的，并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罗斯作为证据。……我从小就习惯于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学习的科学，被看作是像毒药一样须要提防的危险谎言，而被许诺取代它们的是某种谁也不清楚的俄国科学。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但它在某个时候将从不可侵犯地保存在农民中间的土壤上发展起来。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地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里的争论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某种怪诞的东西。……在莫斯科的沙龙之外，俄国生活与欧洲教育很安静地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后者取得的成就对于前者来说纯粹是好处，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要使我们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美化，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可靠手段。”在争论的后期，西方派也承认他们的论战对手关于俄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村公社，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学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力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限制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也被视为西方派。他们积极参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论战，反对俄国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从1840年开始，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1842年，赫尔岑从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后，他家的客厅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跃的沙龙之一。这里的常客有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凯特切尔、列德金等人。在无休止的闲谈、戏谑、饮酒和进餐中，他们敏捷地交流思想，谈文学、谈艺术、谈自己所读的书籍和了解的情况，相互争论并得出结论。但是，在政治思想观点方面，别林斯基、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等西方派代表并不完全一致。在废除农奴制度的途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这正是后来他们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西方派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原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交锋主要以学术探讨的形式进行，这是因为沙皇专制政权不允许公开的反对派言论存在。在书刊检查制度下，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比直接涉及农奴制俄国的现实要方便得多。安宁科夫说：“在当时可怜的政论阵地上，这一切都以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的阐述不那么鲜明和直率。除了极少数众所周知的例外，人们在公开场合都要装扮起来。杂志只是反映了‘室内暴风雨的某些痕迹’。”论战是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人们无休止地就西方和俄罗斯的问题进行争辩，但往往热衷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获胜而忽视对问题的理性思考。齐切林在接触到西方学术界后非常感慨，认为当时莫斯科的沙龙中还缺乏他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真正的科学态度。尽管如此，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争论仍然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思想的发展。赫尔岑说，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就这两个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与此同时，它们也孕育着未来革命民主主义和农民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
三、解放运动两大流派的形成
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农民社会主义
40年代，由于西欧哲学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日益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这种思想的奠基者的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曾经历了一个先超越启蒙思想，然后又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他们都曾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
出身于贵族的赫尔岑从小受到俄国和欧洲进步文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家庭教师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教文学的普罗托波波夫经常给他阅读被禁的文学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革命传统；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宾党人，他启发了赫尔岑对法国革命的同情。赫尔岑早就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也相信启蒙和道义的力量。大学时代他曾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由于1830 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和1831 年波兰起义的被镇压，他在30 年代初就对自由主义产生过怀疑。“怀着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曾经期待出现政治标语和口号的法国，事情并不顺利。……由拉法耶特、本杰明·孔斯坦、彼尔·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国人观念中逐渐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灭亡之后已对我们失去了它那动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密切地接触俄国社会现实，他开始认为必须用革命方式消灭现存制度。在40年代创作的《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乌鸦》等小说中，他尖锐批判了农奴制度，表达了对教育，自治、自由和社会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跻身子当代最杰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把哲学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旧制度，打破一切成见，毫不留情地去对待一切以前是神圣的东西。”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认识。他以《马里涅街来信》为名，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厂主和贵族地主同样都是吃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形式。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和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赫尔岑的这些惊人之语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但别林斯基（1811—1848）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宪章并不能使劳动群众免受饥饿和屈辱、摆脱无权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写道：“我曾经说过，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幸的。”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和农奴制度一样走向灭亡。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要比赫尔岑更为理性。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他认为工业造成了无穷的弊端，但也是社会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兴起的铁路建设引起了他对将被物质进步所改造的新俄罗斯的憧憬，他相信铁路的发展将联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1848 年前，别林斯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贵族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进程，认为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进步，并指出俄国可能不得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赫尔岑的又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