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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在这次战役中仍像在圣米耶尔战役中一样，他巡视前线，出现在任何一个他认为通过一顿臭骂和亲自监督就能立见奇效的地方。他同士兵一起实施突破，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人。
巴顿是勇敢的。他的勇气来自于他体内流动的祖先的血液，来自于他的家族信条：
“勇敢战斗！前进！前进！千万不能玷污我们古老的姓氏！”
巴顿的勇敢还来自对军人职业光荣而崇高的信念！
尽管巴顿后来总是吹嘘自己在战争中运气绝佳，但是，在阿尔贡森林战役中他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在冲锋时被一颗炸弹的巨大力量掀倒在一个弹坑里。他的肋部受了伤，流血不止，正如他后来所讲，伤口有茶杯那么大。
就是这个倒霉的伤口使巴顿比其他战士更早地迎来了和平。就在巴顿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时候，传来了法军占领色当，美军准备在蒙梅迪进入阵地，进行最后决战的消息。巴顿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买通了一个勤务兵，在他的帮助下离开了讨厌的医院，驾车直驱蒙梅迪。
战争最后阶段的混乱可想而知：到处是军队，到处是装备，哪条路都被挤得满满的。这更加剧了巴顿心情的焦虑。他一心想搭乘上这趟末班车。
天并不遂人愿。在巴顿来到最终目的地凡尔登时，他兴奋地以为，自己可以在前线庆祝自己33岁的生日了。
但是，历史的脚步正好走到了1918年11月11日——这个令全世界人民拍手相庆的日子：德国人请求停战了。
巴顿正是11月11日到达凡尔登的，那天，他33岁。但这一天的到来，对他不啻于当头一棒。什么豪言与热血，什么光荣与梦想，那仿佛是天边的海市蜃楼，虽然绚丽耀目，但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战争的结束使巴顿充满了失望，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可以使他那颗属于真正军人的心灵稍微得到安慰。以前的剑术大师成为美国第一流的坦克专家。他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兵种，发明了一种适于这个新兵种的新战法，并在战斗的实践中证实是科学有效的。由于他在美军两次大的连续进攻中功勋卓著，遂由上尉晋升为上校。他的才能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得到了初步展现。这给他的老上级潘兴将军和后来成为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欧战期间，巴顿还结识了同时代许多最优秀的军官，除潘兴和马歇尔以外，主要有查尔斯·萨默罗尔、马林·克雷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休·德拉姆等等。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靠着这些挚友的信任与提携，巴顿才终于成了四星上将。
战争是最有可能赋予人不朽之英名和显赫辉煌历史的一种艺术。对于任何人来说，战争都是一块试金石，勇敢还是怯懦，先进还是落后，大胆还是保守等等，在战争中都展示得淋漓尽致。然而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战争是一种灾难，是可怕的，是万恶之源。它杀戮无辜的人民，抢掠他人的财物，毁坏繁华的都市，抹去地球上那历尽沧桑、日积月累起来的文明。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讲的：“我不知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来打，但我知道第四次，那一定是石头和木棒。”
这样为人所深恶痛绝的东西，巴顿竟然用“热爱”两字去拥抱它。或许“热爱”是他自己使用的词。他觉得不用“热爱”就无法确切表达他对战争饱含的那份深情。他对战争的热爱，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政治理论为依托，也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可以依靠。这完全是由于他崇信某一悖理而又执拗地坚持到底，达到了狂热无羁的程度。
平心而论，巴顿与那些狂热的好战分子是不同的，虽然他热衷于战争并且具有中世纪骑士的精神与性格，但他从未鼓动或宣传过战争，也从未站到民主制度的对立面。他只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为了满足自己被激发起来的勃勃雄心，为了一个军人的光荣职责而积极投身其中，并以此为乐。
在1909年，巴顿向他的爱妻比阿特丽斯求婚时，曾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岳父说过，巴顿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人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而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殊而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此刻，1919年，和平——这个人类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似乎正在降临人间。协约国中的大小国家，在胜利面前仿佛都喝醉了酒，手举刀叉，醉眼惺松地斜睨着面前的一块块肥肉。世界又恢复到了1914年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笙歌四起的状况，每一个协约国的成员都在喋喋不休地鼓吹自己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力图在瓜分的宴会上多分得一勺羹。军人在这里显得笨拙可笑，手中的武器似乎也没有用武之地。一些拙劣而平庸的政客们打着饱嗝从华贵的大厅中踱出，嗤嗤地笑着，轻轻地把军人往旁边一推，那神情仿佛是说：“老弟，靠边站吧，现在的世界是我们的了！”
正如法国的福煦元帅所说，《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只是20年的停战。这里又能有几个人能领会一个老军人的深邃的思想呢？在目光短浅的人们看来，和平似乎真的降临了人间。
美国就是如此。在巴顿离开美国的两年多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正在战争的催化之下成为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甲虫般的汽车塞满了公路，穿工装裤的人更多了，女权运动大大兴起，男人禁止饮酒……
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拒绝加入国联，美国又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人民的眼光盯着国内事务，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早已被迅速召回，巴顿就是在1919年5月17日回到美国的。
对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巴顿似乎还不太适应。他是那么地热爱战争，在战争中体会快意、乐趣、刺激和紧张，他认为自己就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突然地，潘多拉的匣子关上了，巴顿觉得又回到了“愚蠢的、地狱般的世界，生活失去了意义”。他甚至觉得，他的存在已失去了价值。
巴顿上校满怀着远离战争的悲伤，带着对戎马生涯的渴望，耐心地等待了整整20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20年，巴顿的军旅生涯经历了从阿尔卑斯山顶到马里亚纳海沟的巨大跌落，也经历了柳暗花明的时刻。所有这一切，对巴顿来说，都是为了后来那次无与伦比的、酣畅淋漓的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对巴顿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这一年，由于他对坦克部队贡献突出，巴顿荣获一枚服务优异勋章，这是一项十分崇高的荣誉。这也是巴顿在这次大战中最后的纪念，除此之外，留给巴顿的就只有烦恼了。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宣称“我们已经把战争进行得十分彻底，十分彻底了。”美国对保持一支何等规模军队为宜的问题展开了辩论，结果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共识：保留一支人员少，规模小，但比较精干的队伍。陆军首当其冲大裁减。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将军由上将降为少将，数千名正规军军官被宣布退役，尽管他们不断抱怨政府“忘恩负义”，但丝毫无济于事。
当巴顿还没有来得及为他的同行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之时，1920年6月，《国防法案》出台了。它规定陆军定额是28万人，两年之后，其定额锐减至12。5万人。最令巴顿伤心的是，坦克兵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该法案规定，坦克兵配属步兵，不再作为独立的兵种存在。《国防法案》还规定，坦克兵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每个步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由步兵军官统一指挥。1920年，全年的坦克经费只有500万美元。
这一法案的公布，表明战后以来巴顿为了他的坦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巴顿在战后被任命为米德军营的负责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建的坦克部队被作为装甲部队的核心而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原在宾西法尼亚州科尔特军营受训的坦克兵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校的指挥下，来到米德军营与从法国返回的坦克兵合编。1919年3月，巴顿与艾森豪威尔在米德军营的坦克中心初次相见，虽然两人的经历与学识各不相同，但他们志向相同，都立志为装甲部队奋斗。尽管巴顿的年龄和军衔都比艾森豪威尔高，但对装甲部队抱有的同样热情，把这两名优秀的军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巴顿去世为止。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有时他们两人之间的尖锐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但这些争论的事情多是理论和学术方面的，而不是个人和物质方面的。”
巴顿一直在为他的坦克部队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金钱，甚至连他的亲爱的比特阿丽斯也加入了支持他的行列。
虽然坦克的经费越来越少，油料也日益减少，但巴顿仍乐观地工作着。他参加了一个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研究如何改进坦克的装备，使其从原始的粗胚形态走上成熟。一个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发明家给巴顿的坦克带来了一个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了实现自己的坦克是最先进而又最简单的武器的设想，巴顿资助克里斯蒂研制新坦克。并在米德军营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表演。
这次表演对巴顿来说意义重大，他认为它几乎可以决定坦克部队是存留还是取消的命运。然而陆军部的将军老爷们却不这样认为。
表演当天，巴顿夫人和陆军部的7位将军出席观看表演。这次参加表演的坦克，不是由别的运输工具运来的，而是靠自身的动力，长途跋涉了250英里到达的。它的时速是每小时30英里。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巴顿在试验现场首先对坦克的性能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说：“操纵十分简便，连小孩子也能驾驶。”
他邀请那些将军们坐上去，试试看，但无一人应声。他又一次邀请，又一次沉默。
于是，巴顿转向他亲爱的夫人：“比，你来表演一下吧。”
小巧玲珑的巴顿夫人十分沉着而娴熟地驾着车，虽然在行驶中掉了帽子，合体的衣服上也溅上了泥浆，但她表现出的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使观看者无不深深折服。
即便如此，也难以改变陆军部这些老朽们头脑中那陈旧落后的观念。军械署最终还是拒绝了克里斯蒂的设计。理由竟然是“难以操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失望渐渐向绝望转化。当1920年6月来临的时候，巴顿身心交瘁，虽有心大干，却无力回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的命运常常不是被自己掌握着，而是在一些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恶意的人的谈笑之间被决定。
巴顿又一次经历了要与他所执着热爱的坦克兵事业分手的痛苦体验。作为美国的第一坦克手、美国坦克部队的创始人，想到自己呕心沥血、费心周折而得来的坦克部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分崩离析、各自为战，巴顿心中涌起的并不是悲哀，而是一种立誓重组坦克部队的豪情。这种心情正如他在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