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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一杯开水，回到座位上无聊地隔窗朝外观望，竟然奇迹般地发现在铁路的右前方，有一片面积大约几平方公里的湿地。黄沙包围的湿地上有野草、有芦苇、有湖泊、有相互连通的沟渠。在湖的一侧建有几排土房，房的前面便是一块块的稻田，田地里有几十个身穿黑衣被武警看管的人，正在忙碌地平整土地。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乘客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劳改农场，他们要尽快地平整土地，修渠灌水，赶到谷雨前后粑田插秧，种植水稻。”
突然间，我鼻子一酸，心里一阵悲怆！
此时，我的处境从某些方面来讲，连个劳改队员都不如。
劳动改造应该说也是一份工作。犯人们在此虽然受到公安人员的管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们还是在政府的关注和管教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改造的他们仍旧持有户口及口粮供应，每天劳动改造，并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化下，他们可以立功，重新做人，获得新生，刑满后甚至可以给安置一份工作。
而我是什么？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因无劣迹更无条件成为一个管吃、管住、管工作的劳改队的队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所制的“居民户口薄”上连名子都没有的“名亡实存”的一个盲流。
此时，车厢内的喇叭又在播放着革命歌曲“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处处是我家……”
我一个连户口和口粮都没有的人，家又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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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铤而走险 奔向西口（四）
更新时间2008…9…15 16：10：31 字数：4190
第四节
1963年4月6日的傍晚，我由内蒙回到兰州。这里是我途中经过的大站，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下了火车我只有滞留在车站的售票房里，在此等候购买次日返回西安的车票。
此时，皋兰山脚下的火车站灯光昏暗，冷冷清清，大六门朝西的售票房内旅客寥寥可数。
我孤独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心情苦闷，怅然若失，不知何去何从？为了消磨时间，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出了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欲度黄河冰塞川，将行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
看到此句，我一阵心酸，差点落泪！
突然门口一片喧哗，由外面进来三、四十个与我年龄相仿身着军装，足蹬皮鞋的青年男女。他们簇拥在售票窗口的前面，在等着领队给他们买票，有的抽烟、有的吃糖、还有的在嗑着瓜子，说说笑笑，个个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
他们的光临，顿时使冷清的票房里棚壁生辉，沸腾起来。
从服装和言谈举止上来看，他们可能是某部队的文艺兵，在此乘车到外地执行演出任务的宣传队。
此时我与他们相比，可以说是相形失色，具有天渊之别。
彼此虽然都是同龄人，一个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文艺战士——时代的幸运儿。而我眼下却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几乎要沦落为兰州街头的乞丐。
然而，这是命吗？否。但又是什么呢？！
假如不是天灾人祸，当年凭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考上某所大学的，现在不是正在攻读本科吗？
是我笨？是我蠢？是我没能力考上大学？记得当初上中学的时候，有几个让我看不上眼的笨如“八戒“，但却会耍小聪明，阿谀奉承，批斗起“右派”瞳孔里都会冒出火来的政治积极分子，不是有的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校门吗？
而我在六零年，因穷困和同情“右派”落了个在高中二年级被迫辍学的下场。
——假如，在1959年春季，我被合肥艺校或安徽电影制片厂招去，也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倘若我在初中毕业时，应征入伍到杭州空军某部当兵，我可能现在还在服役……也不至于后来搞得这么的狼狈，说不定比眼前的这些文艺兵们春风得意，还要风光。
然而，历史中没有假设，人生里不存在如果，唯独写下的是既成的事实。
此时，我几乎成为一个流落在兰州街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吉凶难测的流浪汉……
一声哨响，正在谈笑风生的文艺兵们立刻鸦雀无声，排成一队被他们的一个中尉军官，带着进了站，登上一趟特快列车离开兰州。
票房里仅剩下三、五个旅客，一下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我到哪里去？回到西安户口就能落户吗？歌词“祖国处处是我家……”，但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哪里敢收容我？哪里又能是我的家？
我再次陷入到痛苦、惆怅、彷徨、焦虑的思索中……
突然，我想起了初中时期的赵振江同学，他不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报名支援西北建设，来到清海省西宁市机械厂工作的吗？后来在我上高中他返乡探家时我们还见过面。当时他说，刚到青海工作不久，西藏发生了叛乱，厂里动员青年参军，他便报名应征入伍。在西宁换了军装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坐上卡车沿着青藏公路开赴西藏，走了将近半个月才到达拉萨。
此时，*已经逃亡印度，西藏叛乱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是有少数的藏民被叛军头目挟制到大山里负隅顽抗。于是解放军部队卡住要道，封锁山口，展开政治攻势，用喇叭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劝其缴械投降。但对面相距几百米的山坡上却响起了“呯……呯”的枪声。
一天中午，连里伙房改善生活，吃红烧肉大米饭，饭后他却喝了一些凉水。下午轮班值勤，进入战壕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肚子就疼了起来急于大便。班长命他到战壕后面去拉屎，以免臭人。
他爬上沟顶，屁股刚撅到外边屎还没拉完，就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便滚了下来，双手捂着屁股，鲜血直流，疼得他直叫唤。
卫生员马上对他进行了包扎，转送到后勤医院取出子弹，疗养了三个多月伤才痊愈。此时，叛乱已被平息，他作为一名“荣誉军人”提前转业，又回到西宁机械厂工作。
在他探家时，又曾对我讲过：“他娘的！叛匪的叉子枪打得准的很。”说着他解开裤子，还让我看他的屁股上留下一个枣大的猩红伤疤。此疤也成了他平定叛匪，光荣负伤的印证。
“对就到他那去，青海高原地势较高，人烟稀少好找工作。”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我改变了返回西安的打算，如果到西宁能找到工作我还回西安干什么？于是我用了两、三块钱买了一张去西宁的车票，在当天夜晚由兰州便去了西宁。
火车由兰州站开出，向西行驶经河口南，沿湟水过民和、乐都、平安等地县，全程不超过三、四百公里，赶到天亮便来到了西宁。
西宁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城市。东关有著名的清真寺，建于明代。塔尔寺距城15公里，为我国著名的喇嘛寺院，是喇嘛教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大经堂是寺内最大建筑，为藏式平顶，平顶上有镀金铜瓦、金顶、法轮等。酥油花、堆绣和壁画被称为塔尔寺“三绝”，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赏。
“没吃少穿受饥寒，有钱无事爱游玩”，当时我一个急于寻找工作，解决吃饭问题的流浪者，哪有这些闲情逸致，也没钱游看。
下了火车，我匆匆忙忙地走出车站。但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更谈不上西宁机械厂在什么位置了？街上多为少数民族，因说话不附当地口音，上前问路这个瞪眼，那个摇头，我竟在车站前面转了几十分钟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最后问了一个交警，他才把乘车线路给我讲清楚了。
当我来到西宁机械厂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马上就到了中午下班吃饭的时候了。
我走进传达室，向一位值班的老同志询问：“请问师傅，赵振江是否在这里工作？”
“你是他什么人？”他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是他同学。”
“他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调回老家去了。”
他的回答如同晴天霹雳，对我当头一棒，我脑袋一蒙差点没昏倒。
老师傅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让我坐下先休息一会。
在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位大叔姓李，他是在解放前因黄河发大水，由中原老家逃荒到兰州，后来又调到西宁。在此生活了二十余年，岁数大了厂里安排他在传达室工作。当时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并到职工食堂打来饭菜留我吃了午饭。
在此已无意义。饭后我向那位大叔再三道谢，便离开了机械厂又回到西宁火车站，等候乘坐下午的火车返回兰州。
从而，结束了我这一次冒然来到西宁谋求工作的“美梦”。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韶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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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想起了鲁迅的《自嘲》诗，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也交上了“华盖”运？要不然为什么总是这样倒霉？上路单碰连阴雨，行船偏遇挡头风，求人相助人调走，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又想起了以前在亳县给我算命的那个枯老头，他说我犯了什么“煞星”，欲要摆脱霉气必须西行。
我已向西来到了西安，继续向西来到了兰州，到了宁夏，到了内蒙，折回后今日再次来到了青海西宁，不仅没见什么转机，不是还是那么“煞”么？
难道我非得像《西游记》中的唐僧一样，不西行到“西天”，不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磨难，不可修成正果，不能取上“真经”吗？
我想起过去，我想起自亳县户口迁出的坎坎坷坷，想起目前的一些挫折，突然一阵心酸，暗自在这儿落下了热泪。
世界上有一种低贱的动物。譬如狗，它本属于狼类的食肉动物，自由高贵，桀骜不训，不知何时乞怜于人食起人间烟火，开始对家巢依恋起来。与人共舞，为之效力，为这服务，方得一点残羹剩饭以此活命。但有时稍有不慎，没尽其责，便被棒打出门，流落到荒郊野外，挨饿受冻，一旦不堪荒野的凄凉，又想起了它的旧窝老巢。回去就好了？相安无事再没有危险了吗？它却只顾眼前，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大概就是这样的物类，先是流浪了塞北大漠，转来又跑到青海高原，历尽千心万苦，最后还是要返回原本就不是我能待的西安古城。
我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人，缺乏一种另人可贵的骨气。倘若我身上再多一些敢于流浪的因子，也许更能接近一个完人。
当天我由西宁返回到兰州已经很晚了，住店不仅需要花钱还要证明，二者我都缺少，只有再走进车站售票房休息。
此时因为售票时间已过，售票窗口关闭，灯光昏暗，旅客稀少，房内只有几个为了省钱不去旅社，而在此凑乎过夜到次日早上买票的旅客。他们在票房的水泥地上铺着一张旧报纸，或靠或卧的凑乎着睡觉。有的在说梦话，有的打着呼噜，鼾声如雷，白天售票的票房到了夜晚竟然变为这些人的“客房”。
我走到里面一个角落，从挎包里拿出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也像他们一样躺在地上休息。我头枕小包，翻来覆去地在为返回西安的车票而犯愁。
三天前我由内蒙乌达站上车身上只剩下十一块多钱，到了兰州竟冒然去了一趟西宁，往返车费又花去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