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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的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时二十五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二时五十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七时三十五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
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第七部分:成立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第七部分:成立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之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七月二十八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只是相当于今天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由于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六百二十四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