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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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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第三部分:酝酿三益里的四枝笔投奔陈独秀 2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一九○二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两人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七月十四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一九二○年二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一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十二岁赴日,戴季陶十五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四川前往遥远的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纪,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二十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六十三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住宅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一九一八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此人,年长于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以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一九一六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枝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余杭县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追随孙中山。一九一一年,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一九一二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公部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张东荪回上海,依然主编《时事新报》。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这些“秀才”,最初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部分:酝酿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清明时节雨纷纷。”四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四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于上海潮湿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他在北京时,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拉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力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着“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歇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月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一个字组成的。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客房里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气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杨明斋安顿好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春雨潇潇。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两位客人出现在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陈独秀关紧了大门。“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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