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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瞎耽误我什么功夫儿！”我拉开门，向外走去。
已经走出很远，忽听门里手机响了，她说：“你上车了吗……他刚走……一路顺风！”
我飞身跑回，一把抢过电话，可是对方已经挂机，我查看通话记录，区号010，我把电话拨过去，一个老头接的，我问你是谁，他说是北京站的公用电话，我问刚才是不是一个女孩打过电话，老头说在我这儿打电话的人多了去了，不是男的就是女的，然后挂了电话。
“至于急成这样吗？”女孩说。
“谁打的？”我拿着手机问。
“反正你不认识。”
“雷蕾吧？”我问。
女孩没说什么。
“她要去哪儿？”我再问。
“你还挺痴情的。”
“别废话，雷蕾去哪儿了。”我暴跳如雷。
“她说她不想见你！”
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得到女人的身体，不能算占有她的心，但占有了女人的身体，不一定就能得到她的心。
第五章 闲着了
相比之下，爱情比工作更难寻觅，在找到雷蕾前，我谋到了一份卖字为生的工作，为影视公司撰写剧本。与我一同写剧本的是个漂在北京多年仍不得志的哥们儿，老板说两个人写取长补短，互助互利。
我对老板相信我能写出用于拍摄的剧本持怀疑态度，但老板说了，一集八千，最少二十集，你们看着写。还有什么好说的，写吧，八千呢，管他税前还是税后。
我俩了解了老板的意图，他想搞部爱情悲剧，自己当导演，女演员都找好了，几个北漂，我见过，长得还行，有鼻子有眼，听说已经入住剧组，而剧组目前除了她们，就老板一个人。
老板想让这部戏在全国大火，顺便捧出个明日之星，小巩利、章子怡第二什么的。我俩一致认为，老板推新人是假，供自己享受是真。
老板说剧本一定要有故事，情节必须曲折，悬念迭起，错综复杂，就像《西游记》，一集至少一个妖怪，九九八十一难，差一个都不行，取完经还要掉河里。老板喜欢拿《西游记》说事儿，他最爱看这个片子，逢演必看，百看不厌。
我们和老板谈了一个礼拜的剧本，期间管吃管住，条件尚可，都在三星级饭店里，可劲儿地造，第二天有人收拾，我终于过上不用自己叠被子、睡觉还能钻新被窝的日子。
我们在憋出二十多集故事梗概的同时，还做了自我介绍。
写剧本的这哥们儿叫老马，上个世纪末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了两年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均榜上无名，继而写起剧本。考研的第一年因为英语差四分名落孙山，他苦学一年英语后，参加了第二年考试。这一次，却因政治差四十分被拒之门外，而英语成绩却是这一年报考电影学院的众多考生中最高的，超出平均成绩二十多分。原来，老马一心扑在英语复习上，忘记考研科目中还有政治，幸亏他在考前的一个月帮助还在上大学的女朋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实际就是抄党章，老马把记忆中残存的那些句子如实搬到考卷上
，换得一个16分的成绩。成绩公布当晚，老马和女朋友躺在床上，女朋友对他说：“要不是我让你给我写入党申请书，凭你的素质根本考不了16分，所以你要感谢我。”
老马抽着烟说：“怎么感谢你？”
女朋友揪住老马的老二说：“我要你要我。”
老马说：“也该要一次了，都一个星期没做了。”
女朋友摆成“大”字说：“那你还不赶紧上来。”
老马说：“等我抽完这根烟。”
女朋友说：“抽抽抽，就知道抽，抽烟阳痿你知道吗。”
老马说：“扯淡，我抽了8年的烟，你见我鸡巴软过吗！”说完掐了烟，以“太”字的姿势将女朋友的“大”字覆盖。
正做着，女朋友问老马：“明年你还准备考研吗？”
“干什么？”老马问。
女朋友说：“明年我就要转为正式党员了，需要一份思想汇报，还想让你写。”
老马听完就没了兴趣，抽出身体说：“我明年不考了，你自己写。”
女朋友即刻拉下老马说：“不写就不写呗，干嘛罢工呀，快动。”
老马听话地动了几下，女朋友嫌他不够快，老马又快动了几下，然后呼哧带喘说：“我他妈是人，又不是机器。”
女朋友说：“老马，你真是老了，不比从前了。”
老马说：“我从前怎么了？”
“从前你都令我恐惧。”女朋友深邃的目光盯着天花板，无比幸福地说。
政治考了16分，老马觉得遗憾，便去找电影学院的导师解释：“我的政治本来是可以及格的，曾经也及格过，这次我把政治忘了。”
导师说：“我们不会录取政治成绩不好的学生，即便你拍出再牛逼的片子，也不一定能通过审查，你回去后还需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老马高兴地离开电影学院，庆幸自己没有考上。
回到写剧本上。聊出梗概后，老板发话：自己回去写吧，太舒服了怕你们不出活儿，抓紧时间，挣钱要紧。
早知道腐败的日子如此短暂，当初我们就不呕心沥血地出主意、掏点子了。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剧本写作，却不知能否挣到钱，如同跟随唐僧取经的三个弟子，不知
道真经是否真的存在，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老板没有规定我们坐班，按时交稿即可，但老马却天天去公司一趟，而且是临近中午才去，中午刚过便离开，直到那次我去公司送剧本时遇到老马，才对他来公司的目的一目了然——他是来公司吃盒饭的，而且每次都吃两份。老马对我说：“只要中午吃饱了，晚上熬点儿粥，切点儿咸菜就凑合了。”
老马的书包里除了有剧本、钢笔和香烟，还有一瓶“非常可乐”，我问他为何不买“可
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老马振振有辞道：“中国人要喝自己的可乐。”但我未曾见到老马的瓶中装有饮料，他却视此空瓶为珍宝，从不丢弃。我亲眼所见才知，原来老马自己的可乐就是将“非常可乐”的瓶子灌满凉水，随身携带。
老马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失魂落魄。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司，经老板介绍。为了增进交流，我把手机号给了老马，却不见老马留他的电话，只得索要，老马说：“等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没有手机。”
我见老马腰间别着一个呼机，就说：“呼机也行。”
老马摘下呼机说：“早停了，现在当表用。”当日后我与老马日渐熟悉时，老马告诉我他的窘境——房租、抽烟、坐公共汽车、给女朋友买卫生巾等开销已让他招架不住，所以，至今没有一块手表，只得找出四年前买的呼机，给自己个时间观念，他对当初没10块钱把它卖掉暗自庆幸。
我说：“呼机电池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呀。”
老马说：“早就考虑到了，我用的是充电电池。”
为了去“天意”买块25块钱的欧米茄，老马已节衣缩食多日，他说：“买块假表，居然还要25元。”显然力不从心。
正如某人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而编剧却是被人踩在脚下的苦差事，不仅要绞尽脑汁地同制作方明争暗斗，还要受导演虐待，一会儿让你把活得好好的人写进阴间，一会儿又让你把马上进棺材的人写得身体倍儿棒吃嘛都香，完全不拿编剧当回事儿，无异于强奸，而修改剧本就是被强奸后提上裤子的过程，同时做好再次被奸的准备。
导演则不一样，剧组里的寄生虫，却风光无限，工作方式以逸待劳，名导演更是守株待
兔。只要有一个好剧本撑腰，再滥的导演拍出的戏也不会肾亏，好像只要会喊“开始、停”，能多对他人提意见的人都可以当导演，摄影架好机位，美工布了景，灯光打开，演员开始表演，导演则只需要冬天批件军大衣，夏天啃块西瓜，往监视器后面的椅子上一躺，悠闲自得，命令剧组人员干这干那就可以了。
据说电影学院某高层人士的子弟面临高中毕业，成绩不佳，为了能有个学上，央求他老子给安排一下，高层问儿子会表演吗，儿子说见了生人就脸红，高层说那当不成演员了，又问儿子画画怎么样，儿子说色弱，到了十字路口就不知所措，高层说那干不了摄影，又问儿子作文如何，儿子说经常搞混主谓宾，高层说那做不了编剧，没事儿，儿子，学导演，是个人就能干。
和老板说好的价钱，一集八千，可写出一集后老板除了在交稿子的时候给我点了一根烟，再没有更多表示，不禁让我心生怀疑：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我旁敲侧击打探投资是否到位，老板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把心搁肚子里好好写剧本吧，我信以为真。
老板每天都打来电话询问我剧本写得怎么样，可突然有一天我没有接到电话，便心里打起鼓来，不会被涮吧，于是打他电话，接听者居然是王大鹏，他告诉我电话主人已被拘留，我问因为什么，王大鹏说因为此人以某著名电视台的名义诈骗某企业人民币三十万。我问这种事儿一般判几年，王大鹏说不会太长的，但也短不了，我说他是我老板，还欠着我剧本钱呢。王大鹏说他就是为了发钱给你们才再次诈骗落入法网。听后我还有点儿感动，老板真是个好人呀。幸亏我没拿到钱，否则还不被当作赃款收缴，虽然结果都是没落着钱，但钱没过兜就没了和从兜里往外掏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最后我叮嘱王大鹏，老家伙把我涮了，回头你替我踢丫两脚，轻点儿，太狠了我过意不去。王大鹏说，我已经电他了，要不然丫还不招。
我算明白了，凡是说钱不是问题的老板，在钱的方面肯定存在问题。
老板入狱后，我和老马只得各自散去。师父被擒，还取什么经。
剧本这东西只有投资商关注，而投资者的眼光各不相同，给一个人写的剧本再拿给另一个人看，后者多数不会感兴趣。一人一个想法，有人认为可拿去奥斯卡评奖的剧本，会被另一些人评论：这样的东西也能拍！所以，老板被抓走了，留给我的只是一堆融入了希望和劳动的废纸，但我由此而被点燃的金钱梦并为就此破灭，甚至被火上交了油。
写剧本让我和老马成了笔友，他也好舞文弄字，却从不有感而发，只是以此为谋生手段，有活儿才写。
老马知道我写小说，曾建议，你应该给书起个好听的名字，譬如说《菊花香》，又如《薰衣草》。我说，我没有韩国人的凄美、台湾人的浪漫，想不出那样好听的名字，我毕竟不是园丁，对花花草草的不甚了解，我只是北京待业青年中的一员，能想到的只有《乌烟瘴气
》、《躁动的我们》、《荷尔蒙一大堆》这类名字。
老马又说，那你的书里应该有个野蛮女友或者蛋白质女孩，和男主人公发生一段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我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爱情在现实中正日益稀少，多数爱情已庸俗得不能再俗。
老马还说，你可以写写现实生活嘛。我说，吃喝嫖赌、男盗女娼、尔虞我诈，生活不过如此。
老马最后说，你到底想写什么！
是呀，写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想起一出是一出，写哪算哪吧。记得电影大师斯基洛夫斯基说过，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不管是诗歌、小说、戏剧或者电影，都企图描写一种情绪或灵魂的状态。我别偏离太远了就行。
我反问老马，你倒是学中文的，干嘛不写写。老马说，你见过哪个牛逼的作家是学中文的。
以上这番话是我们俩在一家煮花生米只卖两块五的饭馆里所说，当时桌上爬着一只蟑螂，腿上粘着酱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