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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说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让下面人好好引导，要采取温和手段不要刺激这些满腔热血的家伙！”
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
再说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大清，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
最后，曾交出来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不久后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还有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洋鬼子）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更有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能理解真实历史上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第707章舆论
“这帮可恶的洋鬼子！”
广州城西街某茶楼，一位茶客猛然将手中报纸拍在桌上，一脸怒容眼神几欲喷火，剧烈起伏的胸膛显示他此时心中的巨大波澜。
“怎么拉怎么拉这是？”
不等茶馆伙计上前问话，茶客同伴别惊了一跳后忍不住开口询问。
“你看看这上面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茶客胸膛剧烈起伏，脸色潮红指着桌上报纸怒道。
“这是……，岂有此理，真真岂有此理！”
茶客同伴有些疑惑的拿起报纸，岂料只看了两眼便忍不住怒发冲冠，跟着茶客一起拍桌子瞪眼睛，脸色难看之极显然也被气得不轻。
“这帮可恶的洋鬼子，尽会胡说八道！”
茶客好不容易恢复平静，脸上怒容不减反增气得不轻。
这两位的举动，吸引了茶楼其他顾客的好奇关注，不过见两位正在气头上，也没傻到过来找不自在。
“小二哥过来，给我去买几份洋人报纸来！”
心中存了好奇，有茶客忍耐不住唤来小二哥，掏出几枚铜板招呼道。
……
“洋人着实可恶，尽说天津教案错误全在我大清，扬言要我大清负全部责任，否则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
某位识得洋文的茶客，将洋人报纸上的内容大声念出，最后还不忘气愤难平的大骂出声。
“是啊这帮洋鬼子真是可恶，天津教案你能全怪我大清？”
“就是就是，明明是法国领事不给天津官员面子，最后被愤怒的百姓给活生生打死，这是自找的又怪得谁来？”
“可这报纸上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天津教案到底怎么回事谁能说得清楚，咱们还是不要妄下结论的好！”
“……”
一时间，茶楼议论之声大作，一众茶客们纷纷表各自意见，又破口大骂洋人厚颜无耻的，也有对朝廷不信任认为天津教案内情难测的，不一而足说什么的都有，茶客们的热情被彻底挑动起来。
随着两广经济快速发展，官府强制推行的识字运动取得一定成效，自然而然的像是报纸书籍这等玩意的销量便跟着上来。
由于洋务运动的促进，广州城有几份洋人报纸率先开办，至于国人还没有板报习惯，此时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报纸，几乎大部分都是洋人所办。
吴可从后世魂穿而来，自然知道舆论阵地的重要性。
虽然他也顺应洋务运动的潮流，对民间办报纸的行为持鼓励态度。
可鼓励归鼓励，必要的限制和监督还是需要的，他可不想像历史上的清末一般，各种报纸良莠不齐，朝廷几乎失去了舆论阵地的控制。
当然，此时民智虽然已开，但是国人的固有观念还没彻底改正过来，对于办报纸这等希奇事物还保有必要的警惕，所以此时洋人报纸却是广州城的主流。
而此时‘天津教案’自然是国人最为关心的事件，洋人报纸上却说错误全在朝廷这边，态度强硬的要求朝廷负全部责任，并施之以武力威胁云云。
这一说法自然引起大部分茶客的强烈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