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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曾国藩调离两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绝对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内，否则直接起用李鸿章督率淮军“剿捻”岂不更为省事？
李鸿章接任“剿捻”总指挥后，曾国藩所制定的稳步围堵方略被继承下来，并不断见效，最终全歼了捻军。论功行赏，曾国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调任直隶总督、取代“才具平庸”（曾国藩评价）却官运亨通的官文。
只要脑子还算正常的官场大员都明白，对于朝廷来说调曾国藩转督直隶，实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作为局外人吴可看得更加清楚，平捻之后朝廷开始“问责”，官文撞在了风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广总督任上就未能尽责剿捻，只是将境内的捻军驱逐，造成局面溃烂；而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又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这样的官员，虽然出身旗下，而且人际关系超好、群众基础极佳，但不处分不足以平“官”愤，只能将其解职。
而将曾国藩安置在天子脚下，远离其长期生活和战斗、已实际成为“湘军派官员”大本营的两江地区，便于就近监督和控制。同时朝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
吴可可是听到京城传言，马新贻上任前与朝廷高层进行过密谈，马新贻可能承担了清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国库”的秘密使命。不久发生了马新贻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称“刺马案”（电影《投名状》的原型），跻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军派”则成为最大的凶嫌。
同时直隶总督毕竟是疆臣之首，让曾国藩出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对朝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还有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直隶地区官场腐败、风气败坏，随时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捻军这样的动乱，这无疑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曾国藩征战十七年，处理此类事件经验丰富，并因杀人如麻而荣膺“曾剃头”的绰号，由他到直隶实行“剃头”，那真可谓“问直隶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为示范，推进朝廷已经计划多时了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朝廷正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内政”与“外交”两条战线上都蹚出一条路来，曾国藩无疑是做好人选。
朝廷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蹚雷，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朝廷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曾国藩调去直隶，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两广而言都是好事。
两广方面早就与曾国藩翻脸，之前各种小动作不断都积累了不少怨气，想要一笑抿恩仇根本没可能，不互相拆台扯后腿就已经很够意思了，出兵安南这样的大事吴可做定了，他可不愿身边多出一个专门扯后腿的家伙来，而且曾某人的影响力还足够惊人……
第687章风光
不仅吴可跟曾国藩关系不睦，盟友左宗棠跟曾某人的关系更加恶劣。
当初湘军刚刚打下金陵，曾老九气势凶凶将城内太平天国的大部分财宝转移，给朝廷来了个死不认帐。
结果朝廷还没说啥或者派调查组过来，老左便扯去嗓门大吼：丫的曾老九敢吃独食，大家一起来搞丫！
曾国藩一听怒了，丫的左宗棠是想逼死我曾某人啊，这个梁子老子接下了，咱们以后不死不休！
这么大梁子不是开玩笑的，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作为左宗棠坚定盟友的吴可，在曾某人心中有好印象才怪了。
“不用太过担心曾某人的反对，虽说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想来曾某人不会自找麻烦！”
吴可微微一笑满脸自信，道：“不管之前他剿捻失败是否自污，但在涉及列强的事务上曾某人不敢胡乱开口！”
“就算他不看好咱们，也不会在结果没出来之前胡乱嚷嚷！”
吴可眼中冷芒一闪而逝，轻声道：“曾某人真要看不清形势乱说的话，得罪的可不仅仅只是本督……”
这话就有些意味深长了，让人听了有无限遐想空间。
“那大人的意思是……”
幕僚有些摸不清东主心思，一时也不敢胡乱建言。
“找李鸿章，这厮应该比较好说话！”
吴可轻轻摆了摆手，态度坚决的吩咐道。
老李最近几年的经历，只能用风光无限来形容。
没办法，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李鸿章就遇到了这样的好时候。
湘军因遭受朝廷猜忌被迫大部遣散，乡勇队被调往两广短时间内看不出有挪窝迹象。两江中原一带能打的军队，算上左宗棠的楚军也就那么小猫三两只而已。
相比于庞大的湘军以及乡勇队体系，此时的楚军和淮军确实只能算是小猫，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战斗力方面都是如此。
左宗棠又被调去陕甘平息回乱，曾国藩同时剿捻失败，放眼两江以及中原一带，也就只有李鸿章的淮军有战斗力了。
从1866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亲自披挂上阵取代老师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起事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朝廷统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
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反清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老师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其实就是用曾国藩指定的方针解决了捻军。
不得不说他的运气当真十分不错，老师曾国藩不惜得罪中原乡绅，强力推行剿捻方针两年时间未取得明显效果，结果等李鸿章接手后顺着这个基础推行下去，最后却获得丰硕果实。
可以说，是曾国藩留下的基础，才让李鸿章有了这几年的风光无限。
大清朝又一颗政治明星通过战功冉冉升起，而且还不用担心朝廷猜忌，相反甚至被朝廷作为制衡湘军以及乡勇队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了不少便宜和便利。
用玄幻点的说法就是，李鸿章乃此时大清天地的主角！
当然，李某人也是很有本事的，不然就算机会降临也不会被他轻易抓住，而后一飞冲天不可收拾。
……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
而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淮军两江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
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
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
事成之后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
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当然，淮北之地也给李鸿章提供了极大后勤支援。
乡勇队在淮北地区的多年经营不是开玩笑的，淮北之地的经济虽不如苏扬等地，而且乡勇队大部分产业都跟着吴可转移，但就剩下的那些近代工厂，以及当初打下的底子足够淮北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李鸿章所在家族乃庐州旺族，淮军将领又大多数出身淮北，对家乡的影响力随着地位攀升不断提升，在乡勇队势力主动撤离后及时跟进，此时已经取代乡勇队成为淮北地区最大官方势力。
当然，以李鸿章的为人，也不可能对乡勇队留下的那些吸金产业动什么歪心思，最多只不过想要模仿一二建立淮军自己的财政产业而已。
乡勇队的名头不是开玩笑的，吴可的实力也不是此时的李鸿章能够对抗得了，而以吴可为核心的朝堂中立派势力，也足以让大部分官场中人忌惮，在没有切实的利益冲突之前不会轻易得罪。
有了几方面的支持，李鸿章和淮军在剿捻过程中，基本上不虞后勤问题。
……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
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