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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可疑的大多数。他们常以“人民”的面目高高在上，但老天爷知道，他们并不能在每个时候都清楚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发出的声音，多半是别人塞进他们喉咙里的。人是渴望上帝的，权威的阴影成几何形状矗立于神庙大殿，向权威跪倒，是能换取到一定时间内心灵的归属感，毕竟，人的膝盖是软的。所以希特勒干脆一把火烧了国会，议会里各种拳打脚踢的声音迅速消失，纳粹美学的旗帜从此高高飘扬。
如何调戏专家，勾引读者，在后文的“小说的登龙术”里，还会详谈，这里就不再论述。作为写作之人，只能是希望有良知的专家，懂得审美喜欢思考的读者多一些，而自己的运气也足够好。
评论更切忌被意识形态遮住眼睛。坦率说，只有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时，在其相互妥协的空间处，写作才有可能回归本原，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进而作出评价。写作是冲动的，个体智慧因它的激情，那不可替可的惟一，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盎然生机。而评价应该是理性的，通俗点讲就是：它写了什么？它是如何写的？
“写了什么”包含两层意思：
A；它是否指向那些永恒之物，即人、自然、人与自然三者。再详细点讲，譬如人的爱、恨、悔、嫉妒、恐惧、傲慢、善良、虚伪、荣誉、尊严、自私、怯弱……，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及坐立行跑等动作皆服务于这些词汇，它们穿透时空，不因现实的荣辱而褪色，任何强加于其上的诋毁之言皆不能抹去它们的光辉。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空间的考验。又譬如自然，山河淋漓，秋水一色，有银河倒挂，有大漠孤烟。小说若能汲取天地之意，其美也大，其丽也壮矣。再譬如人与自然。它可以讲人类试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努力及绝望，也可以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拈花不语。凡口口声声“文以载道”者，当属居心匿测。他们嘴里的“道”实际已沦为政治之奴仆的代名词。政治是体现“道”的手段，而非“道”本身，此点不可不察。
B；它是否行走在事物的无限可能上。小说是无穷尽的，形式永不竭止。“为艺术而艺术”，看似没肝没肺，其底色便是“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人，是上帝的艺术品。小说是人为接近上帝而创造的艺术品。
绘画、雕刻、电影、音乐等，虽直接证诸于人的耳目，形态鲜明，也更富亲的力，却受时间、空间、具体的物质条件所约束，譬如琴，再高明的演奏家也无法在断弦之琴上奏出百鸟朝凤，惟有小说，通过文字这种符号，贯穿宇宙，包罗万象，电影及其他实乃小说的片断及演绎。云，野马般奔来，其势汹汹，猛地，缰绳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勒紧，扬鬃掀蹄，灰溜溜长嘶，万千雷音轰然滚滚四散。无限的可能性便是这震烁之音，它摧枯拉朽，一扫冬日污垢，在生活深处炸裂，原已枯竭的万物因此而获得生机，庸俗的得以神奇，平凡的得以伟大。
探索小说“无限的可能性”，并不意味彻底扬弃“传统”，而是站在“传统”的肩膀上，眺望蔚蓝大海。一昧肩负“传统”，只在故纸堆里寻学问，如蜗牛埋首移步，不见日月经天，不得壮怀激烈，实是愚不可及。
“永恒之物”产生深刻、悲悯。“无限的可能性”产生新鲜、有趣。这四个特征即一部好小说直接诉于人们感官的最初印象。
深刻。思想上的深刻，小说不仅找出了那些值得思索的东西，而且，它也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这个回答的声音必然是由经生活淬炼过后的智慧发出。
悲悯。内心的良知。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不为刽子手摇旗呐喊，不做意识形态的乏走狗，不为肤色、民族、国家、宗教等上层建筑所惑，对“人”－－这种抽象的符号、现实的存在抱有莫大的同情。人是荒诞的，虚无的，惟有一颗悲悯之心才能为人类的未来照出一点亮光。良心是一部伟大作品的脊梁骨。不敢奢望作家本人一定要如何，至少，他在写作时，不要忘了“人”。
新鲜。文本新鲜、语言新鲜、视野新鲜……桌边有一篇小说《太太不在家》，作者香港人何索（2000年11期《读者》）；我刚阅读了一篇英国人安妮写的《回家》（广东旅游出版社名家精品辑），不能断言这里存在抄袭，两篇文章大意却是差不多，不同处仅是文字无新意的排列组合。尽管，人，都是站在他人肩膀上写作，但这个偶然事例似乎能说明一个事实：这些年的中国小说几乎在国外都有其范本，都属于别人的改头换面版。不必否认，重复能迅速传播。可中国作家的创造力上哪里去了？对于一部新鲜的作品，我能容忍其糟糕之处。
有趣。思想再深刻，内心再有爱心，结构再别出心裁，若面目乏善可陈，把别人，也把自己说教成一个糟老头儿，当然不妙。写小说是乐趣，读小说也应该是乐趣。女子是好。小说若能写成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的罗敷女，那当是妙不可言。嘿嘿，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哨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如此四种，小说的精、气、神也就有了。
小说“它是如何写的”，则包含小说技术层面上的四要素－－立意、语言、情节、人物。
一曰立意。
立意让文章立起来，骨头。它指的是作者独特的眼光，能在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生活中找出值得思索的东西，纵然我们是坐在马桶上读完它的，可某日走在大街上，会忽然想起文章中的某句话，然后若有所思，若有所得，若有所失。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别人还没有感受到的，更能在平常的熟视无睹中发现不平常。每一个东西都是不平常的，关键在于认知了解它们的角度。一篇小说立意若好，纵抽去其他，仅留供其存在最基本的东西，仍然是极富有美学价值的。格言、哲学，数学都是例子。
很多朋友或许读过“黄丝带”那个故事。丈夫坐牢归来，写信给妻子，若欢迎他，就在村头树上系根黄丝带，不然，他只能坐车黯然离去，结果那天，一树都是黄丝带。这个立意本来是很巧妙的，是“一树的黄丝带”，而非“一根”，这简直就是他妈的催人泪下。可惜读过的人多了，摹仿的人多了，也就变成陈腔滥调了，但如果把结尾再改一改呢？
譬如，那丈夫的妻子其实早已离开，在树上系黄丝带的，只是拆开他来信的一伙顽童，而他们只是想开一个玩笑，这篇文章的立意就出来了。是滑稽，是苦笑，是人类生存的窘状，而再非庸俗的“爱”。又譬如，那丈夫的妻子其实早已死去，在树上系黄丝带的，是她的妹妹想要报复他，等到他兴高采烈地下了车，家里却老鼠成堆，房梁上还搭着一根绳子。立意，并不难。凡事，多换一种思路，把小说弄曲折点，主题往我开始所讲述的“永恒之物”上多靠靠。
立意还指向文本的形式，结构的层叠。
二曰语言。
语言让文章动起来，摸一摸，凹凸不平，曲线抑扬顿挫。它指的是文字的活泼，不可拘束的生气，天马行空，羚羊挂角，鱼在水里泼喇喇响。它就像三伏天里一瓶冰镇啤酒灌下肚，怎一个爽字得了？语言光是清楚明白流畅是不够的，还得好看、生动、机智、幽默。不好看不行。如今美女就是财富，好看就是通行证。不生动也不行，脸一张，光五官端正，看久了，也郁闷死你。不机智仍不行，嘴角还得噙着笑，不时吐出几粒珠玉，才会迷死人呐。不幽默还是不行，最好是让那帮后生仔笑出眼泪来，这样，你才是他们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红粉佳人。语言包括文字的颜容是殊丽雅淡，还是凶猛暴戾，也包括文字与文字之间是否干干净净如同水洗过一般，还包括节奏是否收放自如，叙述是否张弛有度，等等。
譬如我在《上帝保佑男人》中写朴晓德知悉伤害他初恋情人的家伙死翘后：“朴晓德喃喃自语，他躺在地上的影子被光线切割成首尾两截。他一屁股坐下，那些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事情沿着石阶钻入尾椎骨，蓦然间化作柄大锤，当胸重重一击。”这句话若用传统的语言描述可以写成：“朴晓德喃喃自语，他踩着地上的影子往前走，心里难受得紧。他慢慢坐下，胸口如受巨石，那些原本以为已经遗忘的事情又浮出脑海。”
意思一样，但不同的语言，却让两段话的张力大小迥异。
语言精妙，并不是说要滥用形容词，而是把握住你所要表达的实质。再譬如写光线，“暮色已重，一盏盏灯光从无数个窗口迸射而出，这些长短不一的光线跳跃在空中，像一把把剔骨小刀来回挥动，并从空气中挑出一丝丝的甜腥味。”这种对景物的描写，尤其是那个“挑”字，完全是为主人公秦愿以后挨揍倒霉埋下伏笔。
三曰情节。
情节让文章看得下去，用我挺喜欢的“涂鸦”的话来说，玩的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在灯火阑栅处。其间过程大开大合大忽悠，放得出去，收得回来，有穿插，有突袭，有遭遇，有迂回，海陆空立体作战，场面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它像一部好莱坞大片能充分刺激人的口鼻耳眼舌等人的各种感知器官。
我在情节设计方面把握并不是很好，这一点上，凡自以为在搞纯文学的，都应该向通俗小说、尤其是金庸先生学习。《鹿鼎记》一文当真牛逼死掉了。我佩服的小说家不多，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中国人、外国鬼子加在一起数，不会超过十根指头，金庸老先生当是在前五名之内。
情节是小说人物脸庞凝聚定形的过程，它是读者的命根子，关键在于一个“流”字。水流自然，窜高伏低，其轻重缓急当按人物性格演变，或“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待到人物性格欲崩欲裂欲决眦怒目时，便当是“银瓶炸破，铁骑突出”。我写的《时代三部曲》及《网人》情节都不强，所以现在写的《上帝保佑女人》及《上帝保佑男人》的情节性强了，当然，后者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它们仅仅是好看的故事，是为稻梁谋的产物，但在情节方面，一曲一折，水流花飘，倒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星垂平原阔，月涌大江流。情节如斯，实臻化境。
四曰人物。
人物让文章能被人记得住，它必须有血有肉有脊梁骨，拍一下，也能当当作响。整个小说最后将浓缩到这两三个字符的人名中，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一种理念、一种人生、一种性格。这就譬如孔乙已、于连、高老头、林黛玉。
塑造人物，实在是一个水到渠成之事，但要注意人物性格的概括性、普遍性、典型性。把一种普遍的性格概括起来，然后加以斧凿，使其立体丰满，切莫把人物写成京剧脸谱，纵使要将人物掐头去尾，在片断中表达，也得在其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间，写足他的性格。性格不会从天而降，一个忧郁的人，他也曾开心过也欢笑过，没有人从娘胎里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