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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是扁平的，也是立体的，人是丰满的，也是干瘪的，人性常在微弱不可言说处行走。古典小说的写作技法不足以刻画这些互相矛盾的感觉，它无法同时把冷与热的感觉传递给读者，它还是复制世界，解释世界，未臻于我曾经说过的小说的第三个层次“创造世界”。
近代小说是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转折的一个间隙，其文学成就远高于当代小说，甚至现代小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张爱铃的《金锁记》为代表。这几篇文章就有志写作者而言，不可不读。关于他们，话题谈论得太多，不复赘述。不过，有件趣事不妨提提，前些日子看电视，“东方大讲论”，上海电视台办的，一个教授发言，“家、春、秋，为什么好？因为它们都是巴金先生在最年富力强时候写的。”唉，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混账逻辑，真佩服其人的厚颜无耻。坦率说，激流三部曲也就中下水准，可读可不读，若抽出其中的“我控诉”之所谓的思想高度，单就小说而言，并不成功，主人公动不动就发长篇抒情，简直让人掉鸡皮疙瘩嘛。应该说，近代小说有国学渊厚之源，得西风日渐之益，并有时局崩坏之摧肝裂胆，确实出了不少至今仍令写作者汗颜的大作，但语言是其大毛病，不够自然，半文半白，行文生涩，并时伴有大串的欧式句子，常煮成夹生饭。
至于当代小说，除了小说史上的意义，几乎可以不读。
现代小说，我个人认为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活着》、王朔的《动物凶猛》、高行健的《灵山》、马原《拉萨的小男人》、残雪的《黄泥街》、莫言的《红高梁》、陈忠实的《白鹿原》还不错。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关于它们，后文再加论述。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何谓小说？
当代小说之所以让我觉得恶心，是因为它与政治靠得太近，文以载道一贯是中国文人的陋习，不大义微言就会死啊？道理，尤其是能上升到某种高度的道理，从来就是强奸犯。一部小说，只有时过境迁，当时的语境都缺席后，仍能若青春少女美目盼兮或如荷戟壮士月下独行，那才担得起一个好字。关于小说的定义，书上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述是：具备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描写，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并以此区别于诗歌、戏剧、散文的叙事性的文学体裁，可称之为小说。我不大苟同这种观点，它很浅薄，它所承的还是古典小说的那条线，它并没有意识到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仍把小说作为现实的一个镜像而加以分析。
小说不仅仅是一面镜子。现实与小说并非互相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相互吞噬。人是活在小说里的，字词段落即声色犬马。小说本身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菩提世界。它是真实的。真实有两种，一种是手足口鼻舌所感觉所触摸到的客观真实，另一种即是“我心中的真实”，月亮是不会开花的，但我认为他在开花，他就是在开花。要知道，所谓的现实从某一点来说，也是幻觉。无处不在的光线或明或暗笼罩在人的头顶，汽车轮胎滚滚轰隆声由远而近，再由近及远。每一处空间，每一个此时此刻，皆为一处舞台。人都是在台上演戏的，毋论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点。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复制现实生活，或者上升一个层次－－解释世界，而在于咀嚼，加工，淬取，身体吸收其营养，并排泄出其毒素，让人得以长大、成熟，跟随语言本身的节奏，迈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人就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一天也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一秒同样是一部小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小说在某一点上亦可无限深入直至抵达灵魂深处，或从百合穴处喷薄涌出化作万千云霞，一花一鸟一木一虫一鱼一石，这些都是小说。人有多少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以及多少种悲欢离合喜怒怨恨就会有多少种小说。小说讲的其实就是人生，而诗歌辞赋却是人生中的某一停顿，某一刹那，某一激情澎湃时。
小说足够“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你现在读我这篇文章时的姿态、想法、以及嘴边的冷笑都是小说的构成元素，它是动的，滔滔不绝，如星空倒映。小说的要素并非人物、情节、环境，而是整个时空的纵横交错，就技术层面上讲，它可以没有具体的人物，取而代之“你、我、他”这样意味深长的符号；它可以没有情节，仅仅就说心理；它也可以没有环境，当时空被打碎并重新揉和在一起，背景只是一片鸿蒙时的虚无。
世界并非“真实”的存在，通俗点讲，它可能是上帝玩的电子游戏，一切场景皆为虚拟，甚至疼痛，也只是程序所发出的尖叫。所谓“真实”，说到底，还是人内心的渴望，它不是事情的真相。真相不可知。小说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抚摸这些渴望，让人逐步往“不可知”中行去，并在“不可知”的每一个瞬间试图察觉某种可能的存在，然后为之欣喜或焦虑。小说是为渴望服务的，人是为了渴望而活着的。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人存在的方式，不管是谁，不管他多么卑微或伟大，概莫能超越此方式的范畴。而且，小说所揭示的这种方式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人们日常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可能，而小说本身同样在积累着经验，并以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呈现于外，从而为人所接受。
白发三千丈。这是事实，一种悲哀。
科学家喜欢探究事物，哲学家喜欢追寻概念。事物因其存在因其已知的部分而偏狭窄小。概念因其不可确定性不断游移只能遵守“约定俗成”此规律，以求为现在的人了解其涵义。而小说尽纳事物与概念于已身，且打破事物中的诸多不可能，毕竟“不可能”中包含着“可能”两字，同时利用文字，用一种面目可亲的方式，对概念进行挖掘，再诉之于人的欣喜与惊奇等不再属于感官浅层次的情绪 ，从而把生与死，未来、现在与过去，你与我，紧紧相联。
小说中的“我”，即现实生活中的你。
能明白吗？
再形而上地讲，小说是虚的，生活是实的，二者是琴与心。生活是一把具体的琴，这种具体若没有心的折光射来，就是一块上面绷着几根线毫无意义的木头，虫子还会嫌其做窝不够遮风蔽雨呢，惟有心，人之心，才能赋予它生命，至于包含观察、叙述、等在内的小说写作技法都属于那几根拨动琴弦的手指。动，或者静，光线搁在琴弦上，心忽一动，虚实交错，然后便是万丈音乐。虚与实其实并无分别。音乐至此时此刻，便是实的存在了，让人怜悯，让人愤怒，让人欢乐，让人仇恨。情感。对了，就是情感。人之一生无非是一连串情感单词，惟有它们才具有普遍的持之永恒意义，而某个所谓的自然法则却往往会被时空扭曲变形。故，小说往大处说是人生，往小处说，便是它们。舌尖放平，后缩，口腔扩张，气流轻轻吐出，“爱”，牙缝间挤出一片青绿嫩叶，嘿嘿，它也是－－唉！
活在小说里，这听起来或许令人不大舒服，但这是我们的命。
寻求出版作品《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2）
二，小说是无用的。
“诗可兴，可观，可群，可怨。”
小说亦不例外。所谓兴，由此入彼，见高山得睹巍峨，望流水便思洒脱，从具体的客观存在迈入开满鲜花的精神国度。它过滤掉现实种种，将人的灵魂从那具为纷芸世事缠绕的臭皮囊中拔出，搁在清风明月处，一任文字抚摸，继而战栗，通体陷入不可言说的愉悦。这是小说之美。所谓观，照镜子。小说是一面镜子，籍此可观自身容颜，或妍或媸，从而自省内心、澄清思虑，得以深刻；亦可籍此镜觑他人之千娇百媚与奇形怪状，或怔或喜或叹或渐木讷无言。这是小说的认识。所谓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毕竟是一种群居动物，需要用他人的体温互相温暖，相互肯定，当然，与草木同朽的圣人不在此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不仅可扮演听伯牙弹琴的子期，必要时还能客窜上几回红娘。小说在这里抛的是媚眼。所谓怨，发愤著文，不平而鸣，或哀百姓黎庶，或恨天道无眼，或泣自身不遇，胸中郁气实是不可不泄。
小说的功能即此四字。此四字时有起伏，间有消长，或长笛独奏，或管弦合鸣，并缘此形成种种流派，呈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谈论到的八种基本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典雅者，端庄大气，简单质朴，写尽一个时代、地区的荣辱兴衰，所用笔法为现实主义；远奥者，文辞繁复，结构叠嶂，似群山蜿蜒，令人徒发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浩叹，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心神焕然一振；精约者，用字考核，冗词几无，句句皆挠到痒处，实难增删一字，文字似水洗过般清洁爽目；显附者，平白畅快，切合事理，直指人心，文章不逞词藻，着眼抒情、叙事、讲理。情得真、事需清、理应透。大部分小说都在此巢臼中转圈；繁缛者，流光溢彩，文辞耀目，遣字用词打破常规，着力于语言，小说似罗敷之裙，当真是一个惊艳；壮丽者，高论宏裁之余又得文彩点缀，思想为骨，词句为血肉；新奇者，新小说也，别出机杼，自成一体。后文专门论述；轻靡者，风花雪月，弱质女子，虚柔暖昧，不甚喜，不谈。
四字即四象。八种风格即八卦。
前文已述小说为太极，那么，何谓两仪？往俗处讲，就是创作主体（我）与创作客体（万千世界）。两仪似阴阳昏晓，对立，也统一。对立，是我认识世界、审视世界，深入世界、撕裂世界，这是小说的常态，形于文字，是呐喊、诅咒、揭露、批判，是用冷或热的文字撩开蒙在世界本质之上的面纱，“我”在其中凸出，不可磨灭，“我”的态度决定一切，甚至决定世界的有无；统一是某时某刻我与世界和谐共振，然后意得神传、笔精形似，“我”消失在小说后面，“我”是你，“我”也是他，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小说至此，往往超出国家、民族、肤色等之局限，指向自然、人性的永恒之美处。对立、统一犬牙交错，互相渗透，并无高下之分，区别仅在于有“我”、无“我”。有“我”可智慧，无“我”可喜悦。如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
小说由功能而衍生出来的整体框架大约如此。
若按题材、意义与其他标准来划分，又是另外的模型。譬如我在《小说往何处去》里根据小说的意义曾把天下小说分为三大类，一是复制世界；二是解释世界；三是创造世界，并给出较详细的分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
关于小说具体而言的深刻、新鲜、悲悯、有趣，及技术层面上的立意、结构、语言、情节、人物，以及烙印在这些东西上面的智慧，以后再谈。现在之所以根据功能划分小说，是因为这四个字所见证的似乎都是小说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