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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以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真宗初为开封尹，既入对，上谕以理民之道，曰“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欲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欲不扰，莫若镇之以清净。先圣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无越于此。苟抚养得宜，虽虎狼亦当驯扰，况于民乎文王语太子发曰‘吾所以得民心者，盖童羊不杀，童牛不使。’以是仁爱，四海归心，祚延八百。”他日，复对宰相语其事。吕蒙正曰“晋、汉之世，君臣疑间，封疆狭隘，民苦残暴。史弘肇辈非理杀戮，都市之内横尸流血。当时议者曰‘如是为国，其能久乎’果运祚短促，奸臣窥伺。清净为理，诚如圣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诏曰“织文之奢，不鬻于国市；纂组之作，实害于女工。朕稽若令猷，务先俭化。深维抑末，缅冀还淳。然犹杼轴之家，相矜于靡丽；衣服之制，弗戒于纷华。
浮费居多，逾侈斯甚。宜惩俗尚，用谨邦彝。内自掖庭，外及宗戚，当奉循于明令，无因习于媮风。其锦背、绣背及遍地密花、透背段子，并宜禁断。西川岁织上供者亦罢之。”
上尝谓近臣曰“圣人治世，有一物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置诸死地。羽虫不伤，则凤凰来；毛兽不伤，则麒麟出。比闻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及有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者，以致诸处采捕，杀害生牲。宜严行禁绝。”乃下诏曰“冠冕有制，盖戒于侈心；麛卵无伤，用蕃于庶类。惟兹麀鹿，伏在中林，宜安濯濯之游，勿失呦呦之乐。而习俗所贵，猎捕居多，既浇民风，且暴天物。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宜令刑部遍牒施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如有违犯，许人陈告，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赏钱二十贯；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赏钱五十贯，以犯人家财充。”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
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御笔“礼以辨上下，定民志。
自秦汉以来，礼坏不制，富人墙壁被文绣，倡优僭后饰。当时
士之贤者至于太息，时君世主亦莫能兴。卑得以逾尊，贱得以凌贵，欲安上治民，难矣！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载之于图〖其制作而所尚之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夫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则岂能有格乎已诏有司悉从改造。若宫室车服冠冕之度、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杀之别，虽尝考定，未能如古，秦、汉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无礼以齐之而刑施焉，朕甚悯之。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期在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
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奉御笔手诏“国家承祖宗积累之休，民物阜安之久，礼乐明备，法具令完，是宜嘉与四海之人，同臻逸乐。而迩岁侥幸浮伪者众，爵禄冗滥，政令猥并，竭天下赋入之常，殆不能给。当宁慨念，宵旰不忘。属考先王立政立事之经，绍元丰诒谋之重。至于逾其名分、冒滥过甚者，稍加裁定。所以抑侥幸，澄浮伪，垂裕无穷，盖非五季镌削之计。
而怀奸之士尚敢造言惑众，唱为裁损之说，规欲动摇。夫以三省、枢密院之近，纲纪所自出，而额外吏职逾先帝官制者几四百员，冒带阶官自朝奉大夫至中奉大夫者五十人，保引入省院者至千有余员。神霄一司，无所责任，而置吏逾四百五十人。
国用之匮，顾有自矣，虽欲不汰可乎咨尔臣子，其体兹意。自今有敢妄议朝政，鼓惑众听，意在朋比为奸，及奉承诏令观望稽滞违戾者，有官职人并以编置，余杖脊流配。仰御史台弹奏，开封府察治，仍出榜朝堂。故兹亲加诏谕，师听无渝。”
诏三省依元丰成宪。宣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御笔手诏“神考若稽古制，正名百官，以贻休于万世。眷言三省，稽决政事，维持纪纲之地。凡命令之出，所以审议行者，必由此焉。
是以有诏曰“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书承而行之。
有不当者，自可论奏。事无巨细，遍经三省，无出一己，使擅其权。属政和而建议者，遂以尚书令仆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务悉总治之。后复以公相厅为都厅而领三省，则初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夺于权臣自营之私，良用怃然。朕嗣守丕业，率循旧章，夙夜于兹，大惧弗克祗绍。常谓坐而论道于燕闲者，三公之事；作而相与推行者，宰辅丞弼之职。今居三公论道之位，而总理三省众务，使宰辅丞弼殆成备员，殊失所以绍述宪章之意。可于尚书省复置尚书令，虚而不除，三公止系阶官，更不总领三省。若曰佐王论道，经纬国事，则三公其任焉。三省并依元丰成宪，毋复侵紊。敢辄议者以大不恭论。
若昔大猷，是正邦典，朕庶几无愧于前人。播告中外，咸知朕意。”
○圣学
太宗笃好儒学，尝览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门目繁杂，失其伦次，乃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知制诰李穆、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分定门目，编为《太平总类》一千卷。
俄改为《太平御览录》。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令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尃刂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及隋杨素邪佞、唐许敬宗谄谀之事，侍臣耸听。苏易简曰“披览旧史，安危治乱尽在圣怀，社稷无穷之福也。”
上览《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经》，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政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上读《老子》，语侍臣曰“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则不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兴国八年，上顾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亿兆人之祷”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咸再拜谢。”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
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尚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传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以为常。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因次轮对儒术污隆、君臣难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意。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人君之所难由
乎听受，人臣之所不易在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上下之际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治犹指诸掌，孰曰难哉”因作二论示之。
上谓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贤奥旨有未晓处，不克废忘。昨置侍读、侍讲学士，自今令秘阁官每夕具名闻奏，朕欲召见，得以访问。”
其后每当直，或召对，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尝谓王旦等曰“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然三代之后典章文物、制度声名，参古今而适时用，莫若《史》、《汉》。学者不可不尽心焉。”旦曰“孔子于周衰历聘诸国，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五常之道，垂万世法。后之王者，虽上圣必师范之。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盖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诚欲以褒贬笔削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而知惧。兹立教之深旨，为国家之大要。自司马迁为一家之书，盖知《春秋》凡例不可继，故曰纪、曰书、曰世家、曰列传，惩劝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得其意，但词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须而舍。迂儒或言尧、舜之时无夫子亦治，此浅识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尧、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惟尊尧而宗舜。所谓夫子之道，与尧、舜无异也。”
上尝谓近臣曰“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礼记·世子篇》注云‘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快乐延年。’其圣经之旨必不如此，盖注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劳神以忧天下，岂得减寿夏禹焦劳，有锡圭之瑞而享国永年。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不自暇逸，岂无感应
值成注此，颇不近理，安足为之鉴戒！朕尝与邢昺论之，昺不能对。”
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自应陈述利害。改张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详议。其经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后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
《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上又曰“莅官之人，不可太宽，致成弛慢，亦不可过求人之罪，务于烦扰。”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宽则民慢，陷法者多，亟则民无所措手足，正为此焉。”上深然之。
治平元年，祖无择知制诰，献《皇极箴》。诏奖之。
治平三年二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烦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