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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
又有杨锐一摺，参太后罪恶数端，并及太后私事，罗列多人，荣禄亦与焉，余皆显要之人。摺后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以为嘲笑。太后见帝朱批，知帝参预隐谋，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异也。杀六人之旨，乃太后亲笔，荣禄助之，但其名仍出于皇帝。
此谕以朱笔书之，以示重要，谕云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遛辇下，构煽阴谋。若非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
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实后党所拟，而名义则由帝出者。太后既惩办新党后，拟行幸天津，视察租界情形，兼事游览。荣禄力谏，言党事初定，不宜轻动，恐有危险。太后允之，下谕收回前旨，并颁赏于北洋军队。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训练颇勤也。荣禄入京后，直督以裕禄补授。其人极顽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后天津拳匪之乱，实所酿成，其去荣禄甚远矣。西人之论如此，尚不失荣禄之实际。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凯既背帝求荣，帝一生之命运，即由于彼之掌中。故帝崩时，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己为摄政王，复仇之权大足施展。于是立罢袁世凯职，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军起，仍起袁为内阁总理。于是得乘时际运，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
迹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术足以济之。其深谋积虑，宠辱不惊之态度，实师荣禄，而野心勃勃，则又过之。予别撰《袁氏外纪》及《洪宪小史》二书详之。
○控鹤珍闻十则
予友著《濛汜室随笔》，记同治帝遗诏立载澍，李高阳负恩事甚详，颇与外间所传帝崩时景象有异。先是，同治帝将立皇后，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西太后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秀绝侪辈，而举止殊轻佻，孝贞及同治帝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孝贞深喜之，密询帝意安属，以崇绮女对，册立中宫之意遂定。顾西太后独深恶之。穆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后，后背诵如流，上益喜，故伉俪甚笃，燕居时曾无亵狎语。西太后以穆宗之敬后而薄凤女也，益忿怒。每后入见，未尝假以词色，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禁穆宗不许入后宫，欲令凤女专夕。顾穆宗亦不愿常至凤女宫，遂终岁独居。有时侘傺无聊，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往往步出南城，作狭斜游。上辄自称江西拔贡陈某，与毛文达昶熙相遇于某酒馆中。上微笑点首，文达色变趋出，亟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上数日后见文达，犹责其多事。其后以痘疾，竟致不起，人传为花柳病者，实非也。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必先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侯，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而弗纳，此盖沿明制。明世宗自杨金英谋叛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也。
穆宗患痘，已稍愈矣，忽欲往慧妃宫中——慧妃者，凤女也——后不可，上固求之，至长跪不起。后念凤女为西太后所欢，苟坚持，他日必谮我为妒，此非美名，乃不得已，钤玺传谕，上始欣然往。次晨，遽变症，召御医入视，曰“疾不可为矣。”后闻之大悔。其后之决计身殉，固由西太后之凌虐，然亦未始不缘于此。穆宗疾大渐，一日，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鸿藻至，上即命启帘召之入。时后方侍榻侧，欲起引避。
上止之曰“毋须，师傅系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入，见后在侧，急免冠伏地上。上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后亦哭。上又止之曰“此非哭时。”因顾后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后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上莞尔曰“汝知此义，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御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西太后者甚至。书诏成，上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粟无人色，即驰往西太后宫，请急对。
西太后召之入见，出诏草袖中以进。西太后阅毕，怒不可谒，立碎其纸，掷之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入乾清宫，移时报上崩矣。载澍后来得祸，此亦一大原因也。尝谓高阳此举颇类唐裴炎之卖中宗。然中宗惑于艳妻，竟有以天下与后父之愤言。炎直言不获见听，激而为废昏立明之举，犹是人情之所有。然不旋踵而伏尸都市，妻子流徙。高阳则身受穆宗殊遇，岂中宗之于炎可比。而顾缩朒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乃竟以此策殊勋，蒙上赏，晋位正卿，旋参揆席，虽中途蹉跌，罢政柄，就闲地，而恩礼始终勿替，死后犹获上谥。
以视裴炎，何祸福之不相同耶！天道无知，岂不信哉？此事关系觉罗氏兴亡大局者甚重，不佞闻之丹徒马眉叔，马客李文忠幕，固亲得之文忠者也。
宫中多秘药，其奇诞有出人意表者，不独前记之刘监所受毒药已也。咸丰中，贵阳丁文诚官翰林。一日，上疏言军事，上大嘉赏，特命召见。上方驻跸圆明园，文诚于黎明诣朝房，候叫起。时六月初旬，天气甚热。丁方御葛衫袍褂，独坐小屋内。忽顾见室隅一小几，几上置玻璃盘一，中贮马乳薄桃十数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