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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曰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方德宗嗣位之年，正文襄张公声誉踔起之日，抵击权贵，声震一时，有清流六君子之目，而文襄实冠其曹。尤难者，吴可读以一死位请懿旨，预定他大统之归，廷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集议，各执一说以上闻，类皆模糊影响之谈，文襄独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懿旨，以吴可读谓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当虑者而尚或未及深虑。海内士夫读之，始景然于经术之可以黼黻文治也，几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诸大儒复生今日，而翕然以湛深经术目之，谓足以继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之后。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一变。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若沾沾以平反东乡冤狱归美文襄，此其浅焉者矣。
洎以领节钺，镇封疆，三晋为其发迹之地。承丁戊大祲之后，锐意以辑流亡，振吏治为事，截抵摊捐也，办理清查也，抵补铁价也，禁止水礼也。他若大修太行官道，奏减五路差徭，凡足以苏民生之疾困者，无不惟日孜孜，与民更始。见之者以为林文忠之抚吴，潘敏惠之抚皖，不是过也。而其烛照利弊，能先天下而痛除毒害者，则犹在于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使朝廷诚于此时，著为令甲，颁行天下，其流毒何至如此之烈！尤足以动人之悲思者。俄而擢任两厂，迁移两湖，即又毅然以开通风气为天下先。请两广铁禁，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干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人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近者新主即位，张大臣迭经选调，舍总理路政各务外，稍见失意。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底。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观其所行各事，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遂不能竟其硕画耳。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而竟不出此，则此言亦殊难信。试观中日之战，上海之中立，能安然无动者，固伊谁之功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印人人心。寓海外人，时为惴惴然，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如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皆无可以訾议之处。而设立造币局一举，尤未可轻忽视之。惟论理财问题，则张大臣未见出色，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而不顾道理之合否。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固识力之未逮也。
张公之洞之政才，已纵论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则廉洁是也。彼曾历居要任，不患不能积财，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闻彼在武昌时，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诸质库。且张大臣学问，颇占声誉，著作甚富，今日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随时变动，今当朝政紊乱之时，正可展其长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对此，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
第十二节 张文襄之政绩
戊戌之初，朝廷改革已见萌蘖。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未几即被御史劾散。今学部侍郎严修方，为贵州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以求得人应变，朝议从之。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其后康复疏言国危，工部堂官不为达。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故相翁同龢，复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复力保之。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人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
公既窥见朝端水火，新旧之隙侵深，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
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有变法之诏，而二十七日即有朱逾，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日复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诣皇太后前谢恩，或具折，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皆四月二十七日事之捖兵权。公盖逆知变法无成，而大祸将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度，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论排牴公羊，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旨。由是党人益仇公，几欲将其向日声名，堕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
相推相激，遂有己亥立嗣之变。方是时，惟刘忠诚上章切谏，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稍立异同。庚子北方大乱，拳祸滔天，浸至五忠被杀，袁、许皆公门弟子，有声于政界者。
闻公此时，惟日啜泣，曾遗恺军北上勤王，然道梗不达。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人都，逡巡于沪上，力持保东南策，刘忠诚亟赞成。公鉴于大势，亦力主其议，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沪，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所全实多。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不乘虚蹈瑕，戮力于北，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计疏事泄，遂有唐才常、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微闻案发，公对幕友叹息云“今日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其意欲出唐等于死罪，鄂抚于荫霖执不可，公亦不敢固争。辛丑和约后，公府物力，亦萧然扫地。然朝议方欲再练新军，以镇畿辅，遂复遣大臣南下搜括，与己亥刚毅南下之情事略等。顾此两次，公皆力拒之，以此湖广财政，终不似苏浙之缺，则公之力也。湖北担任辛丑赔款，其始分取各州县，其后公于土膏捐中求得之。乃令挹原款以兴地方学务，故湖北地方小学，不忧费绌，亦公之力也。
第十三节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宫，擢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者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是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
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辇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丕变。所著《书目答问》、《輶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辇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诸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楛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第十四节 张文襄之奇才
方毅皇大婚，乐章房中三奏，及《钦定平粤平捻方略》书成，两次表文，悉出公手笔，上览之称为奇才，下诏加衔，是为公结主向用之始。光绪庚辰进官侍讲。斯时使俄大臣崇厚，赴俄议收伊犁，顾为俄人厚结所绐，竟割极边要害与敌。公即上疏力争，凡十余上，陈论战守方略甚悉。是时，左义襄公方乘战胜之威，驻兵乌鲁木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