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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成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制，而多隆阿以此显。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营，四人为棚，六棚为哨。
后讨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为营，营五哨，人各给一马，唯马夫火棚夫无之。又有步队十人，立什长，别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公长夫四十。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给蓝夹帐十四、白单帐三。每棚白单帐一，马棚帐一。凡白单帐六十六，蓝夹帐十三，马棚帐七十二。长夫八棚，白单帐八。其马，初从口外买之，官价匹银八两，多病道毙，后或随所至而买补焉。岁百马病毙更易无过卅六，余各令乘者补之。又别储朋马银，月可百余两，以备买价，其银出于杂费，营官掌之。
凡营官一员，月给银二百两，不计官位。异军特起，亦不相统，或令受他将节制，辄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属也。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卅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卅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三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给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卅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卅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Ｃ１３两。
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柁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
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
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二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卅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廿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
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
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
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
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
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
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
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柄、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载Ｃ１３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羡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
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贴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其时，江南粮台委员自苏至宁公馆八所，帷帐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溃。而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
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监司，得总督协济。及其后，蓉在陕西，蜀饷不复应。益澧入浙频胜，饷源自旺。至平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孔子曰“国不患贫寡。”富哉言乎！观帅能否，于筹饷知之矣。
五口通商，中国岁入银七百万，加以货厘盐税，又率千万，而军籍官用、度支省减、藩库扣停者亦千万，故国富莫若今日。
计者不综大端，徇胥吏之虚词，辄曰财支绌，用浩繁，利孔弗一，漏卮弗塞，无事而屯军，舍本而逐末，船炮无益之费尽糜所入，未为知筹也。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念前兹过计拙谋，故述其略为《筹饷篇》，而其所取发奏咨之文皆不论载。
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宦家人姻戚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惲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
乃报巡抚，沈葆桢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廷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然论者不已。于后，左宗棠治西师，有意加税放东饷，巡抚置不应，其事亦罢。然各省厘税赡军，坐甲不用，税亦日绌，而相承莫肯罢，与初榷时意异矣。
第一章 湘山野录
作者（宋）文莹
卷上
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而复进封西平王。时宋湜、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俾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公湜深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逮，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月参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时世室亚献无宫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师致仕南京，仁宗诏公归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数句，更无表章铺叙之饰，止以奇牒妙墨临帖行书亲写陈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还上印绂，天慈极深，曲徇私欲。今犬马之齿七十有三，外虽支持，中实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载难逢，臣子岂不以捧璋侍祭为荣遇，臣但恐颠倒失容，取戾非浅。伏望陛下察臣非矫，免预大礼，无任屏营。”
“闻前代兴亡及崩薨篡弑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隐不说。今后除君臣不可闻之事外，自余皆宜明讲。”后值说《礼记》及《檀弓经》，有“君即位而为椑，岁一漆之。”郑注云“椑，著身棺也。”王者礼繁，当预备。岁一漆者，若其未成然。
（尽）诸公议，不忍明说，贴黄掩之。上以拍揭起潜窥。迨讲退，留宋尚书祁以问之。宋备陈其义。上曰“当筵盍显说”
宋谢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天鉴，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惮焉。”
王文贞公旦释褐知临江县，时狱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计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将出厅。果斯须开堂门升厅，急呼死囚出问。公之父中令晋公祐尝曰“此儿异日必为三公。”因手植三槐于庭以待之，有作诗纪其事者甚多。晋国知制诰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