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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部手术的事儿，彼得森医生并没有撒谎。在初步会诊之后，医生相当乐观，称可以植皮，种植人造指甲。我的手永远也不能恢复“正常”了，他这么告诉我。但差别不会太大。
这件事让我在过去几天里都心情愉快，只是我今天早晨醒来，灰暗的光线从小窗户照射进来，我感觉到一种冰冷的恐惧在我心里盘旋不去。
我不愿意再回到彼得森医生的办公室。
房间里没有时钟，计算时间却不难。看护每天都会遵照固定的程序。送饭。发药。带我们这些没有其他事可做的人去做象征性的“锻炼”。查房。十点半的时候，他们刚刚检查完。不到三分钟前，一张脸在窥探我，以确定我没有在绝望之下，把床单拆成布条，巧妙地系在一起当绳子来上吊。我没有；我没有这么心灵手巧。不过我倒是很绝望。我开始意识到，我或许永远都无法离开这里了。
此时大门传来动静，我忙扭头去看。我一个翻身，坐了起来，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胃里的翻腾感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只听吱的一声，门被向外拉开。一个看护冲我敷衍地一笑。他负责我的病房将近一年了，我却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该走了，希瑟。”
我叹口气，吞吞口水，花了一秒钟让自己镇定下来。不过我没有试图去抵抗。通过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毫无意义，弊大于利。在我走近的时候，看护连忙向后退，他小心谨慎，严格地遵守着规则。
我们走过一扇又一扇门，和以往一样，耳畔响起了只有这种地方才有的各种怪声：尖叫，哀号，呼喊。沉重的敲击声。自言自语的声音。每每听到这种声音，我都会紧张不安；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会庆幸每扇门上都有锁。那些疯子叫我害怕。
我们跨过门槛，走进这栋建筑里舒服漂亮允许访客进入的部分，这时候，我放松下来，却也更紧张了。那些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较为正常的声音。公事化的谈话，高跟鞋的嗒嗒声，手指在键盘上每分钟输入一百个单词的敲击声，电话铃声。我在等待区停下，那里是海伦的地盘。就在我想在一把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推我向前走，我刚一感觉到这股压力，就意识到彼得森办公室的大门开着，他正在等我。
用不着等了，马上就可以进去，我不禁松了口气，但与此同时，我还指望依靠珍贵的等待时间来让我自己平静下来，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
我走进办公室，却见彼得森医生不在办公桌后面。我蹙起眉头，转过身，只见他在我斜后面的一个文件柜边。他正在最上面的抽屉里翻找着什么，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他这么矮。他穿着那双闪闪发光的黑色鞋子，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抽屉里面。这个认知让我的嘴角漾出一抹不合时宜的微笑。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大概会是我最后一次真心的微笑了。
“希瑟！”彼得森医生和我打招呼，他微微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我惊奇地扬起眉毛。他这样和我打招呼，真是太异乎寻常了。他通常都是端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是不是他想出来对付我的奇怪新花招。不过不是，他似乎有些心烦意乱，很不自在。我一声不吭地看着他翻找文件，然后拿出一份。他脸上流露出放松的表情，砰一声合上抽屉，把那份文件放在他办公桌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就在我走到座位上的时候，我看到最上面的文件写着我的名字。
“有进展，希瑟。”他说着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换了个舒服的坐姿，他上年纪了，调整时他的骨头咔嚓响了一声，脸上随即露出痛苦的神情。
进展？我维持着无动于衷的样子，可好奇却在心里泛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一向从容不迫的彼得森医生如此焦躁不安？
“法官发来了传票。你要去接受第二次听证会。”
如果这是动画片《猫和老鼠》，我的嘴巴一定会张得大大的，下巴咚的一声落在地上，滑稽可笑。可惜这是现实生活，没有惊掉下巴这种事儿。我只是惊诧地瞪着他。
第一次听证会简直就是个玩笑。我甚至都不在场。我当时在医院，不过我的父母去了。他们坐在一个房间里，同在的还有法官、几个律师和老好人彼得森先生，我估摸他们也就谈了十分钟，便认定我发疯了。疯狂。神志不清。不适合受审。所以彼得森医生才能把我锁起来。或许还有一个医生在场提供补充意见（那时候我平躺在医院那个接触不到外界的病房，尝试弄明白我周围的世界，见到了很多穿白大褂的人），可就算有，他也会同意彼得森的判断。我的父母甚至都没反对。他们八成是以为那总好过坐牢。也不那么丢人。一个疯女儿总比罪犯女儿要强。
第二次听证会。彼得森在几次见我的时候都没暗示过。看他在椅子上扭动的样子，还有他额头上的汗珠，估摸这事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看到他紧张狼狈我倒是很开心，只是我自己也很吃惊，根本无暇享受这份快感。
“为什么？”我问。出现了什么变化吗？
彼得森医生咳嗽一声，正正领带，撅起嘴唇。
“法官希望重新评估你的案子。”
是呀，这我当然知道，可是……“为什么？”
他抽了抽鼻子，做了个深呼吸，直勾勾地看着我的脸。
“现在有了个新证人，法官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就黑石冢案提供新证词。”
是道奇。不然还能有谁？
我控制自己不要怀抱希望。新证人——可能是个了解石冢的当地人；一个我们都没看到的遛狗的人。还可能是另一个急于了解我内心想法的医生。
但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一定是道奇。他醒了。他终于醒了过来。
“我要见他。”我说。
彼得森医生立即摇摇头。
“不行。”
“我要见他。”
我们都没有提到这个新证人的名字。没这个必要。彼得森医生不愿和我对视，这就说明了一切。难怪他会坐卧难安。如果道奇证明了我的说法，那他们就不能说我是疯子了。如果道奇证明了我的说法，那他们就不能管我叫凶手了。
如果？没有如果……他一定会这么做。
“我要见他。”
我会坚持到彼得森医生明白这件事没得商量。
不幸的是我没有商量的资格。彼得森摆摆手，表示不同意我的要求。
“听证会在七月七日周四那天。我会陪你去，你的父母也将出席——”
“我不希望在那里见到他们。”我下意识地说。
彼得森耸耸肩。“你未满十八岁，希瑟。你的父母必须在场。”
我皱起眉头，不过我其实并不在意。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七号，周四……我尝试在心里盘算今天的日期。今天是周一，我很清楚这一点。上周与彼得森的见面时间和马拉松一样漫长，和噩梦一样可怕，那时候是一周年纪念日，我轻轻地哆嗦了一下，这么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问。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我一定要确认无虞。
“周一。”彼得森医生答。
我强忍着才没有发出啧啧声——他清楚我问的是什么。
“今天是几号？”我重新措辞问道，希望能压下语气中的讽刺。我觉得今天有必要在他面前表现友好。我可不愿意把他惹恼，给他借口在听证会时说出对我不利的话。当然了，我可能早在一年前就该这么做了。
彼得森医生叹口气。“四号。”
“七月？”
“是的。”
我开始消化这个信息。听证会在三天后举行。再过三天，我或许就能自由了。
再过三天，我可能被送进监狱，审判日期就会像夺命套锁一样勒住我的脖子。
再过三天，我可能还会回到这里。
这三天过得很漫长，却也是眨眼即逝。我在这些天里都是一个人待着。看护并不常和病人说话，而我拒绝离开病房，去锻炼或第七次去看同一部无聊的电影这种每周一次的消遣。在离开彼得森医生的办公室前，我又要求见道奇，但他没理我，全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那是我最后一次说话，到了周四早晨，因为很多天不说话的关系，我的喉咙开始发紧，声音都变得嘶哑了。我默默地吃完早餐，默默地走到淋浴室，默默地在海伦那个小办公室兼等候区里等待着。彼得森医生遵守承诺，陪我一起去，他准时出现，细条纹西装外面穿着一件看起来价格不菲的深灰色羊毛外套。他的一只手臂下面夹着一个大文件夹，是有关我的文件，浓缩版的，写得都很精彩。
如果我今天得到释放，我能看到里面的内容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不会。
我还以为会坐来时的那种“救护车”，然而，我们却慢慢地从前门走了出去。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这个地方的正门，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然后上了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这车看起来……很贵，气派得如同一栋乡村庄园。车里没有一丝疯狂的迹象。我信守保持沉默的誓言，并没有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我只是盼着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情形。
现在是七月，天气却并不温暖。天空乌云密布，蒙蒙细雨从浅灰色的苍穹中坠落下来。我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不祥之兆，可焦虑就像蛇，在我的肚子里蠕动。车子启动，稳稳地开着。彼得森医生在我身边翻看记录。我很想偷瞄几眼，但肾上腺素开始飙升，我的视线开始摇晃起来。再说了，我可不想表现出我对彼得森医生所写内容感兴趣的样子，轻信他的“专业”意见。所以我只是凝视窗外，等待熟悉的风景进入我的视线。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如愿。我们穿过一栋栋商业大厦，跟着，不知不觉中，我们进入了住宅区，却是高档住宅区。这里是有钱人住的社区。不知道那些居民发现一座疯人院与他们比邻而居会做何感想。我不知道他们半夜醒来，会不会担心有个疯子正悄悄穿过他们那精心修剪的草坪。也许不会。
一直来到高速公路上，我才弄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只有一条车道向北延伸，标志牌上的名字清晰可见。我惊诧地挑高眉毛。我与家中的距离比我想象的还要远。事实上，这里与黑石冢的距离，比我与格拉斯哥之间的距离还要近。我看向西边，就好像我能够看到大海。我看不到，毕竟大海在数英里之外。不过我有种感觉。焦虑，恐惧，不确定。我不再向大海的方向张望。
听证会在格拉斯哥郡法院里的一个侧室里进行。这个房间和豪华酒店里的会议室很像。里面有一张长桌，一扇巨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另一栋建筑，墙上挂着品位高雅的画作。一开始，里面只有我、彼得森医生和我的看护，但我们刚一到，其他人就开始一个接一个走进来。一个拿着闪亮黑色公文包的西装男走了进来，我肯定这人是个律师。他没理我，却和彼得森握手。跟着，我父母进来了，我真是尴尬极了。我尽全力不让自己去看他们，可我就是忍不住。我父亲紧张地笑了，我母亲一脸痛苦相。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但是，彼得森医生和律师在房里，我突然忸怩起来。我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只是盯着大门，等着能有人进来，缓解这一刻的尴尬。
确实有人进来了。大门砰一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个轮子。一开始，我看不到是谁坐在轮椅上，因为推轮椅的人把事情搞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