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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公子、吴公子和郭少爷要邀请吃饭，刘先生帮您推掉了，说您公务在身没时间；航运公司阿辉说桑德森教授今天在市区转了转，并打算明天去郊外农村实地考察。考虑到城外不安全，阿辉建议他向使馆寻求帮助……”
李家拥有并使用电台全西贡几乎都知道，几十条船漂在海上，没电台怎么掌握每条船所在位置，怎么调度，出了事怎么救援？
岸上有电话，船上有电台，无缝衔接，与外界联系基本上能够保持畅通。阮明秀很快进入角色，捧着一个文件夹，煞有介事汇报起工作来。
“拉吉－皮埃尔先生进展很快，这些天跑遍法国、西德、丹麦、瑞士、荷兰、挪威，盘下二十几个店面。正按照您要求统一装修，统一标示，同时招募职员进行培训。”
她翻到下一页，接着介绍道：“亨利教授和您的六位美国同学，今天下午两点安全抵达香港，刘敬晖先生亲自去机场接的，他们对我们提供的居住和工作环境非常满意，打算时差倒过来就进入工作状态。”
一切全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李为民很满意，放下报纸抬头道：“明秀小姐，麻烦你帮我请王先生、古先生和阿才进来，他们一头雾水，钱先生也不明所以，有些事是应该跟大家推诚布公谈谈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麻烦。”
阮明秀嫣然一笑，刹那间风情万种。
不一会，王金贵、古建华和丁茂材随她走进大舱，在大少爷示意下，三人拘束不安地围坐到长桌边。
“明秀小姐，你也坐。”
李为民指了指对面的空椅子，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各位，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在这个世界上短短几十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就过去了。我李为民不想守着祖辈留下的财富，花天酒地过一生。想踏踏实实做点事，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丁茂材是个急性子，并且丁家几代人全吃得是李家饭，蓦地起身道：“少爷，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忠义’二字。您回来前我在关二爷前发过誓，这辈子就听您的，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整个一帮派成员，哪里像是能干大事的人。
李为民被搞得啼笑皆非，面无表情地敲敲桌子：“坐下，听我说完。”
“哦，您接着说。”
“闹革命，搞什么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这些我不会干。一是怕死，二是那些主义离我太远。人啊，还是现实点好，事实上一个人能把眼前事做好已经很不错了。”
李为民顿了顿，话锋一转：“什么是眼前事，就是西堤，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人。在本地人眼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奸商，是抢他们饭碗的‘唐山佬’，是‘明乡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这么想，他们同样这么想，所以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惨绝人寰的排华乃至屠华事件。越南现在什么情况，是个人都想独立，都想把法国人赶走，自己当家做主。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堤岸生活、赚钱，完全是他们要对付法国人，他们自己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一时半会顾不上。法国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卷铺盖回欧洲老家是迟早的事。
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这山头林立、一盘散沙的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可以想象不管将来谁统一了越南，谁当政，要对付的下一个目标是谁？”
阮明秀一直生活在河内，非常清楚越南人是怎么看华人的，丈夫又死在与越盟作战的战场上，感觉表妹夫说得很有道理，情不自禁地冒出句：“李先生，真要是到那一步，我们可以走，可以去香港，去大马，去法国。”
“我们确实可以走，但其他人呢？”
堤岸有钱的华侨终究是少数，更多的是穷人，只是没本地人那么穷而已。阮明秀反应过来，顿时尴尬不已。
李为民像是什么没看见一般，接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想尽我所能，未雨绸缪做一些准备，就算将来跑路也能跑快一点，也能帮着多跑一些人。当然，跑路是下下策。
我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大半个西贡几乎是我们发展起来的，凭什么说赶我们走就赶我们走？
而且这里多好啊，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水稻一年三熟。山上有木材，地下有矿产，水里有鱼，只要不那么懒惰，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走了之后去哪儿找这么好的安生之地……”
王金贵和古建华若有所思，丁茂材听得热血沸腾，钱新霖则深以为然的不断点头。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得就是大多数堤岸华人。享了太长时间太平，忘了祖辈们血的教训，全被眼前利益所蒙蔽了，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没一点危机感，只知道赚钱、赚钱再赚钱。
越盟在做什么，在一边打仗一边推行土地改革。在他们眼里做生意的就是剥削阶级，就是黑心资本家。要是打到西贡，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改革的对象，到时候有命赚钱没命花，甚至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李为民起身走到地图边，指着右上角继续道：“堤岸华人没危机感，而且勾心斗角，一盘散沙，指望他们保护自己纯属痴人说梦，至少短时间内不可能。海宁、谅山的侬人就不一样了，周围全是越盟，要是法国人一撤，他们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芒街，找黄亚生将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一边来。他们有人，有枪，有作战经验，并且与越盟是死对头。只要他们能够与我们同心同德，那我们的底气就能足一些，安全感就能多几分。”
第二十九章侬人
古建华同样毕业于黄埔军校，只是比王金贵晚一期。
为了能吃饱饭，撤退至富国岛的几万老兵，在几个将官组织下绝食抗议。人都快饿死了，再绝食不是死得更快吗？
他看不下去，带着一帮兄弟跟法军大打出手。结果架打赢了，军装也被扒了。
忍气吞声的那些人随“海上苏武”去了台湾，他因为公然抗命、藐视长官被开除军籍不在撤台名单之内，同王金贵等为了老婆孩子能吃饱饭先脱离军队的人一样滞留下来。
虽然被开除时才少校军衔，但好歹也参加远征军去过缅甸，当排长、连长时带着兄弟们跟小鬼子干过，甚至去印度兰姆伽接受过美国顾问培训。
当保镖待遇再高还是保镖，哪有带兵来得痛快。
大少爷要拉军队，要干大事！
他不愿意碌碌无为一辈子，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流露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王金贵没他这么冲动，低声问道：“侬人？”
他来自东北，对越南本来就不熟悉。
随黄杰撤到越南后一直像犯人一样被法军软禁，后来脱离第一兵团又一直在南部颠沛流离，不知道或不清楚侬人很正常。
李为民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茶，侧身笑道：“钱先生，您学识渊博，您给王先生和古先生介绍一下吧。”
“乐意之至。”
思想不激进，只是想自保，完全把华侨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才是越南华侨应该做的。钱新霖极为认同他的主张，感觉他要做得比自己之前所做的更有意义，指着地图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所谓侬人，其实是讲客家话的汉人，细算起来有好几支，迁入安南（越南）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有17和18世纪从钦州、廉州、防城、灵山一带移居过来的。其中一些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遭到清廷的镇压驱逐，于1849至1863年间，被迫迁到海宁地区（今越南广宁省）。
有明末清初，客家起师抗清，客家人兵败逼迫迁移的；有一部分是从广东东部和北部迁到中部及南部滨海地区的，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远迁至北仑江以北的海宁地区，成为海宁地区的原居民，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
古建华惊叹道：“来越南这么长时间？”
“是的。”
钱新霖笑了笑，接着介绍道：“1885年，黑旗军刘永福大败法军，可昏庸的清政府却签下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以北仑江为界，将江南地方划归越南，原居住在海宁的中国人也随地而归越，1893年正式沦为法国殖民地。
日本投降后，法国人重返越南，海宁地区相继被收回。
法越当局随即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居民‘职业’等内容。海宁的中国人在填写‘职业’时，均报称‘耕农’。鉴于他们所居住地按‘天津条约’已划为越南领土，法方继续称作‘中国人’不太合适。
并且他们不懂越南语，其语言、文字、习俗、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纯中国汉人式的，因此又不能称其为越南人。最后，法越当局认定他们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其务农种地‘职业’为依据，称之为“农人”、“农族”，并又因习惯书写为人字旁的‘侬’，渐渐变成了‘侬人’或‘侬族’，这就是‘海宁侬’的由来。”
王金贵恍然大悟，不禁叹道：“原来他们跟我们同文同种，跟我们一样是汉人！”
“不仅仅他们。”
钱新霖接过阿才递上的烟，微笑解释道：“其实越北侬族有两支：一支是他们，一支是壮族的分支。迁至越南后又分出许多支系，比如岱人、拉基人、布标人、高栏人。他们与侬人关系密切，尤其岱人，语言风俗习惯与侬人基本相同，其主要区别是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迁入越南的称为岱，18世纪以后迁入越南的称为侬。”
战死沙场的丈夫就是一个侬人，阮明秀对侬族非常了解，低声补充道：“海宁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习俗，与西堤客家人唯一不同的是，侬人素来奉祀东汉马援伏波将军，每年正月初六都要参拜伏波庙。
另外现在侬区不全是侬人，有许多撤退至越南的**溃兵，许多逃到越南的内地难民。他们与侬人一起生活，相互通婚，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所谓侬人，也只是法国人和南越人对他们的称呼。在北越没有侬人，只有‘唐山佬’，只有中国人。”
有**溃败就可以收编！
大少爷有的是钱，像大少爷一样有钱的华侨巨富堤岸没三十个也有二十个，拉一支队伍，养两三万人的军队很轻松，反正越南山头林立，不在乎多一个华侨军阀。
古建华热血沸腾，不知道李大少爷有一个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的稳妥方案，急切地问：“钱先生，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兵，有多少条枪？”
钱新霖回想了一下，不缓不慢地说：“包括侬人、岱人在内，整个越北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中国人不低于30万。至于军队，现在有两个师，全是黄亚生将军的部下。”
“黄亚生，好像听说过。”
提起黄亚生，阮明秀不由地想起丈夫，黯然道：“黄将军出生于海宁，早年赴法国陆军军官学校进修，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派回越南，在法越军队服役。日军进驻越南后，因处境困难，他与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联系，经同意率部撤入广西十万大山，与**一起开展游击战，日军投降后率部重返越南。
侬族军队骁勇善战、战绩卓著，被整编纳入法军主力部队。
为了分化瓦解越南反法势力，减轻自身压力，法国人在重返越南的第二年，给予很多地方自治权，海宁侬人也实行了自治，成立侬人自治区，区政府设在芒街，黄亚生为侬区领袖，设有区旗、区歌，每周举行唱歌升旗仪式，甚至办有中文的《农声报》。
黄将军同时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