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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明呢，杨文明有没有表态？”
“杨文明在头顿休假，应该正在往西贡赶的路上。”
刘家昌顿了顿，接着道：“军援司令部哈金斯将军第二个到的，琰总统承认这件事政府有责任，认为不该留阮文举在空军服务，因为年前他将阮文举的父亲关进了监狱。另外我来机场前，琰总统收到华盛顿的慰问电，肯尼迪总统在电文中形容这是一宗孤立的恶毒的破坏行为。”
孤立个案，以吴廷琰兄弟那疑神疑鬼的性格，真相信那就见鬼了。
毕竟参与空袭的另外一个飞行员范国富没死，而且声称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军方和美国方面的了解。
李为民一边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应对，一边心不在焉地问：“钱先生在不在堤岸，如果在，安排个时间，我们开个会。”
“在。”
刘家昌突然想起一件事，凑到他耳边低语道：“有才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带来一个客人，你一定要见见。”
“客人？”
“杨世祖，你应该听说过，在柬埔寨很有名。”
苏有才在柬埔寨干得有声有色，通过商会团结了一大批柬埔寨华人，在“越华文艺研究会”和工投公司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华人组织，在鹦鹉角和磅逊地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开始往柬埔寨政府、军队和**的“自由高棉”渗透。
杨世祖就是“自由高棉”的大佬之一，对后世的中国人而言他名不经正传，绝大数人几乎从未听说过，事实上正如刘家昌所言，这个如假包换的潮州人在柬埔寨非常有名。
他是山玉成的挚友，而山玉成在柬埔寨的影响力，远超年轻的国王。
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杨世祖、巴春、文昌莫等人就在山玉成的领导下，在金边发动过一场有两千多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
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大逮捕，他被捕入狱，山玉成则在日军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二战结束后。杨世祖被释放。山玉成被送到法国监视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为了回国，山玉成不断给西哈努克写信。考虑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西哈努克同意了，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热烈欢迎。
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人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让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视为心腹之患，不愿与他合作。
山玉成也没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同追随他的杨世祖、文昌莫等人组织自己的抗法武装，也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
柬埔寨**武装的二号人物。李为民如雷贯耳，想了想之后不禁问道：“家昌。你说他到底认不认我们这些老乡？”
刘家昌沉吟道：“山玉成的父亲是柬埔寨人，母亲是华人，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并且是赫赫有名的柬埔寨民族主义领袖，肯定不会认同我们的主张。杨世祖说潮州话，拜关二爷，跟我们一样是潮州人，如果工作到位，应该能争取过来。”
他们在柬埔寨有底蕴，有西哈努克都为之羡慕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朗诺是他们的小弟，柬埔寨政府军军官大多追随过他们。所以西哈努克把他们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止一次组织军队清缴，他们仍活得好好的，并没有被连根拔起。
“自由高棉”不是“红色高棉”，属于右派势力，在对待北越和未来的“红色高棉”这一立场上，态度的一致的。
李为民抬头道：“不管杨先生认不认同我们的主张，他这个人我们都必须要争取。”
刘家昌倍感无奈地苦笑道：“钱先生说他是来跟我们谈判的，他们的组织正在往东部和南部沿海发展，在鹦鹉嘴地区跟我们的人发生过几次摩擦。前有安置点的民兵自卫队，后有政府军追兵，日子不太好过，想我们给他们一点生存空间。”
“摩擦？”
“鬼鬼祟祟，还有武器，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鹦鹉角地区的华人被南解游击队和北越人民军搞怕了，各安置村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发现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力量，肯定会毫不犹豫来个迎头痛击。
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李为民一脸疑惑地问：“他们不是一直在西边吗，怎么会往东部发展？”
“说起来与美国方面有关，西哈努克跟苏俄阵营越走越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与美国人搭上关系，试图在东部发展一块控制区，可以就近获得美国方面，确切地说是中情局的援助。”
“从泰国补给不是更方便吗？”
“中情局西贡站长李察逊去过第五步兵师防区，知道柬埔寨境内有十几个华人安置村，认为群众基础好，建议他们以鹦鹉角地区为基地，在从事**活动的同时，协助南越防止北越从那儿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渗透。
由于钟师长坚决否认那十几个村与第五步兵师有联系，民兵自卫队又不相信中情局派去的那些越南籍雇员，李察逊不知道应该跟谁沟通，就单方面让‘自由高棉’派人先过来，结果可想而知。”
李为民乐了：“有人愿意帮着打仗，这是好事！而且他们一来，我们在那边的人就可以名义上加入‘自由高棉’，名正言顺地打南解游击队，打北越人民军甚至柬埔寨政府军。”
刘家昌权衡了一番，突然道：“这么看来你见杨世祖不太合适，毕竟他跟山玉成关系密切，对民族的认同感没我们这么强烈，干脆今后就由钱先生和有才出面。”
“中情局愿意当这个冤大头，那鹦鹉角地区的军费今后就由他们承担。研究会这边不要再暴露更多人，钟师长那边继续坚决否认。去第五师防区轮战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进入柬埔寨境内。”
刘家昌不无担忧地问：“南解怎么办？”
对生活在鹦鹉角地区的华人而言，拿起武器打南解游击队和北越人民军不是给谁当炮灰，而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李为民岂能错过这个机会，胸有成竹地笑道：“放心，既然中情局布了这个局，他就不会坐视不理。第四战术区情报处收到消息，为切断所谓的胡志明小道，中情局在越柬和越老边境下足本钱，在北边秘密扶持王宝的苗族武装，派顾问帮助训练军队，给美元发军饷，派工程技术人员过去修机场和野战工事，送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换言之，只要我们有多少人，李察逊就能帮我们组建多少部队。”
第二百零六章忠言逆耳
独立宫受损严重，一片狼藉。
上百名军警在外面戒严，消防队员仍在里面搜救，劫后余生的工作人员忙着收拾文件，打算把总统府搬到嘉隆宫。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在这儿谈事显然不合适。
李为民能第一时间赶来，某种意义上代表“工投系”对该事件的态度。吴廷琰急需稳定局势，岂能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二人简单寒暄了一下，同紧随其后抵达的杨文明、陈善谦一起，在众多军警护卫下乘车赶往医院，慰问空袭中受伤的人员。
总统办公室新闻官黄氏丽柳早有准备，李为民乘坐的飞机尚未降落，便提前联系在西贡的国内外媒体记者，邀请他们去医院采访，并计划在陆军医院会议室召开记者会。
车队驶进大院，记者们一拥而上。
许多精明的记者发现，“吴李关系”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李为民不仅一反常态的来了，而且和吴廷琰总统同坐一辆轿车。
政治人物的地位，特别与总统关系的亲疏远近，完全能从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位置上看出。进门时李为民紧随吴廷琰，走在杨文明、陈善谦等军方高层前面，连前工投公司总经理、现政府经济部长刘家昌都来了。
吴廷琰一一慰问完，李为民在咔嚓咔嚓的拍照声中，一脸诚恳说道：“你们全是英雄，表现得很英勇，忠实履行了军人的职责。作为总统先生的挚友。我对各位所做的一切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为国家能有你们这样的勇士而自豪……”
陈丽春同样是伤员，同在一所医院接受治疗。但因为其身份太过敏感，不能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慰问。
直到参加完记者会，以工投公司董事长身份表完态，一起见证杨文明等将官重申其效忠政府、效忠总统的立场，才来到三楼一间豪华病房。
吴莉君和天天从医院侧门进来的，避开记者视线，没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跟陈丽春说了好一会儿话。
面对吴廷瑈，李为民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相信对方一样很尴尬。干脆朝半躺在床上的陈丽春笑了笑，故作轻松地回头道：“瑈先生，这里是医院，病房里不仅有病人。还有孩子。”
吴廷瑈一愣。连忙掐灭香烟道：“我去外面抽烟，你们聊。”
“去哪儿，让孩子们出去不就行了。”
陈丽春一直想缓和丈夫与李为民的关系，狠瞪了他一眼，强忍着痛笑道：“丽水，廷绰，带天天出去玩，爸爸妈妈跟民叔叔说会儿话。”
上午发生的一切真把孩子们吓坏了。已经成大姑娘的吴廷丽水反应过来，给李为民送上一个很勉强的笑容。一手牵着弟弟，一手拉着天天准备出去。
吴莉君知道好不容易见一面，他们肯定有许多话要说，立马起身道：“瑈先生，您坐，我陪孩子们出去转转。”
政治归政治，私交归私交。
吴廷瑈对吴莉君这位温柔娴熟、从不过问政治的“弟妹”极具好感，微笑着提醒道：“外面全是人，别走远。”
“我们就在外面，不下楼。”
丈夫刚顺手带上房门，陈丽春伸出没受伤的左臂，管李为民要道：“为民，帮我拿根烟，就在桌子上。”
“是不是很疼，医生有没有打麻…醉？”
“打了，还是有点疼。”
李为民把烟塞到她手里，吴廷瑈掏出打火机顺手帮她点上，两位男士一左一右坐在病床两侧，在这个房间里配合得很默契，但一离开这个房间又会变成政治上的对手。
陈丽春猛吸了一口烟，吟着泪水哽咽地说：“为民，要是那枚炸…弹不是哑弹，你现在就见不到总统和廷瑈了，或许丽水和廷绰都会被埋在废墟里。”
真的好险，就差那么一点点。
尽管在李为民心目中，吴廷琰和对面这位早就是“死人”，但仍心有余悸地说：“确实很危险，幸好上帝保佑。”
“如果我们死了，你会不会帮我们搞一个体面的葬礼，会不会帮我们报仇？”
妻子受伤，孩子们受到惊吓，吴廷瑈很内疚，耷拉着脑袋抽闷烟，一声不吭。
祸不及父母，罪不及妻儿。
李为民是看着丽水和廷绰长大的，不想几个孩子再遇到什么危险，也点上一根香烟，说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孩子们在外面，别胡思乱想。不过提起丽水和廷绰，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富国岛外籍孩子多，专门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要不让他们跟我走，条件真挺好，而且能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陈丽春知道这是他的一番好意，相信他和吴莉君会像对待天天一样对待孩子们。
作为一个母亲，哪有不无孩子着想的，考虑到西贡局势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