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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也是微微鞠躬，俄罗斯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的态度让他十分满意，“多谢伊格那提耶夫伯爵大人，我代表大英帝国感谢您。接下来。”巴夏礼十分不甘心，中国的战局，英军的胜败，关系到他是否能在女王，首相，内阁那里得到更大的权利，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他就随着舰队驶入江宁江面，见证了《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见证了那些穿着大袍子留着猪尾巴发型可笑中国官员看见如山一般的舰队双腿忍不住地发抖的糗事，他实在是不甘心。“接下来，我们递交国书！要换约修约！”巴夏礼环视三国公使，“诸国在中国的利益要进一步扩大，要开放更多的市场，更多的口岸！”
“继续把舰队放在渤海湾里面。”巴夏礼坐在了紫色天鹅绒靠垫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面前，他喝了一口苏格兰最好的威士忌，终于情绪变得平复，双眼眯了起来，那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官又回到了巴夏礼的身上，虽然如今的巴夏礼不过才三十岁，“看准了机会打上几个小炮台，也要对着中国的统治者们亮一亮我们的肌肉，不过这些，还是等着中国人回复我们的照会再说！”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
英方原本在广州要求入城的理由，是全面履行条约。其实真要入城，也未必有多少实际利益。从战争结束后，英国反而把领事馆从城内搬到更远的沙面，就可以了解其动机更多是在心理层面，而非实际的利益。清廷反对入城，主要是“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认为外国人是蛮夷，怎可入华夏之邦？但修约要求起了以后，就必须要谈。叶名琛既不让入城，也不许见面，事情就走向极端化。
英军撤退后，南海知县华廷杰向叶禀报，行商伍崇曜与英国领事巴夏礼商定，在城外建一“公所”，英国人同意以后与叶名琛的会见，可在“公所”进行。叶名琛认为，这不过是英方退缩的表现。他“坚拒勿纳，毫无可商”。同时接连向咸丰帝发出：“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的捷报。咸丰览奏大喜，下旨说：如果英夷“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
英国人同意在城外建“公所”谈判，虽不是由他们自己说出来，而暗示行商转达。如果叶名琛接受，也许有打破僵局的可能。但他却认为英国人无能，而予以拒绝。就把外交的路堵死了。咸丰的谕旨实际就是不准让步，但也不要引发战争。这道谕旨清楚显示，朝廷没给叶名琛让步的权限。当然，叶名琛和咸丰帝根本不想让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的一方。
然而叶名琛和咸丰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决计扩大战争。上院议员谴责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下院议员再提反对议案，以263：246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并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获胜。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特使，启动战争帷幕。英国还同时与法、美两国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的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当地官员处死，罪名是非法传教。法国记者伯纳·布利赛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说：马赖神甫遇害“这一事件，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法国提出的道歉、赔偿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愤慨”，法国遂与英国结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特使，领兵东来。
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也于此时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但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出兵的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保持一致，并委派列卫廉取代伯驾，成为正式的驻华公使。与1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经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调耆英为两广总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惯例。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立“理藩院”或“礼部”，对外的认识，只有“属国”和“敌国”。朝廷的对外关系就是，凡外来的都是“藩属之国”，只要按期纳贡称臣就可以了。与现代外交的平等观念，完全不合拍。设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后，各国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国人有事只能找两广总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与西方使节直接打交道的尴尬。但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范围。
清廷开始设立由两广总督管理各国通商事务这个体制的目的，是要将对外关系的范围，局限在贸易和商业中。清廷无意和各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也无意到国外进行外交活动。但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贸易的扩展，就非“十三行”时期可比了。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靠硬顶能解决的了。
“亚罗号”事件之后，英方扩大事态，要求入城。1854年，英国要求“修约”，稍后美、法两国也加入要求“修约”的行列。“修约”的核心条款，便是“公使驻京”。西方已不想跟叶名琛纠缠，他们要直接派外交使节驻京，与咸丰皇帝当面打交道。三国的行动，自然遭到叶名琛的拒绝。他们又转道上海，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办理对外事务属两广总督职权为由，劝他们返回广州。英、美使节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谈判“修约”，当地官员仍告以天津非办理对外通商事务之所，有事只能回广州，与叶名琛商议。
1856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在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商谈“修约”，再被拒绝后，转道福州，请求闽浙总督王懿德，代为向咸丰帝直接递交国书。王懿德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将美方国书由驿路递送北京。咸丰帝对此极为不满，训斥王懿德要让“该酋俯首帖服，起碇南返”。回广州找叶名琛去。
就实际而言，叶的方法已经是过时了。然而在咸丰帝支持下，叶名琛对西方要求一律强硬拒绝，各地官员也以对外交涉属两广总督权利，本地无从办理为由，劝其南下广州；这种做法似乎保存了上国的面子，但实际情形却是越来越被动。叶名琛就因为外国无论何种要求，都置之不理，致使一些使节在任期满后，国书都无从递交。两广总督处理中外交涉的体制，已处于危机之中。
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1857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在平息印度兵变以后，抵达香港，英法联军也大体集结完毕。英军有战舰43艘，海陆军兵力约1万人；法军亦有10艘军舰。英、法军事入侵，俄、美外交配合的格局，已然完成。
大沽口位于海河出海处，溯河上驶约60公里，便是华北重镇天津。据清光绪年间《天津府志》记载，吃水约3。6米的船只，可乘潮由大沽河道直驶天津府城；吃水2。6米的船只，落潮时亦可直达天津。由此可见，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入侵者如果从海上乘船攻陷大沽，天津便指日可下。再由天津到北京，便是一片通途了。在军事意义上，大沽口的地位无须多言。
第145章 天津条约（二）
清朝北方缺粮，每年约三四百万石漕粮，经大运河至天津再进北京。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等地后，运河漕运被切断。南方的漕粮便在每年初夏，由上海海运，经大沽再入天津。大沽一带还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盐税属清朝的大宗收入，从经济上看，大沽口的地位也很重要。
天津卫，大沽口。
熙攘的道路上，行人们川流不息，路两边的商贩们卖力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这自从明成祖朱棣从此处南渡发起靖难之役，得胜回北京之后，志得意满改此地为“天津”，意指“天子之渡”，如今漕运更是自天津入北京，市面上越发的热闹起来。
远处传来了当当当拖得长长的净街锣，行人们都知道是官老爷来了，这里到底不比京师的严肃，大家只是闪到一边，小贩们也收拾了下货物，闪出一道可够通行的通道来。
先是两名鸣锣的士卒，后面跟上了两排持刀的卫士，如此过去之后，又有一对对的号牌，第一对写着是“进士”，第二对写着是“翰林”，有人窃窃私语：“哟，原来还是一位翰林老爷。”第三对的号牌出来之后，窃窃私语停了下来，街面上鸦雀无声，更多的人低头下来表示恭敬，这第三对号牌上赫然写的是“直隶总督”！
首善之地的大吏，驻扎在保定的直隶总督谭老爷！
如此几对对牌过去之后，一个绿泥的八人大轿极稳地往前行去，官威如此，轿子里的谭廷襄却没有丝毫笑意，他在为自己接到的新差事而烦心，天子在下给自己诏书里说的最清楚，自己该怎么办，清清楚楚的，按照皇帝的意思散漫做去便是，可是，谭廷襄微微摇头，又轻声叹了一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皇帝下的诏书里面意思说的非常清楚，对俄“表示和好”；对美“设法羁縻”，尽量安抚；对法国则晓以利害，进行劝告；而对英国则要严词诘责。
美俄两国也就罢了，可这英法两国，可是军舰炮队开到大沽口了！若不是忌惮着僧格林沁未雨绸缪新修筑的炮台，这会子估计已经在天津城里喝茶了。还要晓之以理，这不是对着老虎念经，还要老虎吃素嘛。
正是郁结之际，轿子停了下来，轿子外的亲兵声音响起，“大人，僧王的营帐到了。”
谭廷襄跺了跺云板，轿子平稳地放了下来，亲随翻开轿帘，穿着仙鹤补服的谭廷襄弯腰走了出来，抬头尚不及看看天色，边上的亲随连忙悄声说道，“僧王亲自迎出来了。”
谭廷襄看见辕门前站着一些人，为首的正是穿着四团龙补服的“湍多巴图鲁”博多勒噶台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