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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了。”然后我们拉着手，向着我们已经看不见的教学楼的方向，跑进了风里。“快跑！”她的声音简直是快乐的。沙粒打在脸上，呼吸间全是尘土的味道。我们跑，拉着手——这是我们此时感知彼此存在的唯一方式。但我们是安全的，不担心会碰上老唐，不担心那些人工制造的危险。像水手上岸一样，我们终于跑进了楼里。也像水手上岸一样，一种巨大而粗糙的艰难暂时结束，另一种细致而龌龊的艰难是必须面对的。
我们回到教室里面，头发上都滴着刚才在盥洗室里狂冲一气的水珠。迎面碰上张宇良，他很“阳光”地一笑，“江东，一会儿下了第二节课是我们学生会的例会，训练的时候别忘了帮我请假。”我没理他，他又以一贯的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微笑跟天杨打招呼，“天杨，你上次要的张国荣的专辑我带来了，就放在你桌上。”
“谢谢。”天杨开心地笑着，然后转向我，“张宇良人真好，是吧？”
“离他远点。”我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个人总是这样，”她认真的样子很可爱，“你就是太自信了，江东。”
我没答话。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可懒得再惹她。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她的同桌说：“莉莉，一会历史课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那女生一抬头看见了我，“可以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说着她就把她的书本抱起来，往我的课桌边走来。在这里我得解释一句，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条“不成文法”，在非班主任老师的课上，座位是可以换的。尤其是像历史、地理、音乐等好脾气任课老师的课上，你可以看得到壮观的“大迁徙”。如果你够无聊，在这“迁徙”中便可洞察无数奥妙。比方说哪个男生最近正在追哪个女生，他就极有可能在一节生物课上坐到她旁边去，另一方面，这种非正式的座位变更往往是某对新情侣将恋爱的事实昭告全班的方式。我和天杨就是这样。去年，某节历史课上我坐到了她旁边，整整四十五分钟我们接收到各种各样的眼神，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保密工作做得不是一般的好。下课起立老师再见以后教室一片哗然。再比如你很容易地看到某节政治课上两个平时的好朋友坐在一起。女生居多，那多半是因为其中的一个遇到了感情挫折，等不及放学就来倾诉。当然这倾诉与安慰多半用纸和笔进行——我们是ＮＯ．１的重点中学，课堂秩序还是要维持的。
第一部分 回到最初的地方第2章 爱情万岁（2）
历史老师走上讲台，“不用‘起立’了。你们专心一点，上课的时候少换点座位就比什么都强。”大家哄笑。这时候，天杨的左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我的右手，她的手指和我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我有点不安。我已经听见后排有人窃笑了，可是她像没事一样，用剩下的一只手托着腮作认真思考状，眼光紧随着历史老师的板书。她专心的时候眼睛发亮——我估计历史老师已经感动死了，尤其是在一节课过半，教室里越来越乱的时候。风刮了过来，玻璃上滚过一种沉闷的声音。
“各位，”历史老师放下了粉笔，“看看窗户外面。”
窗户外面一片黄沙。那些柳树在尘埃中被撕扯着，我们只看到些狂放的轮廓。历史老师说：“看看，好好看看，你们想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想不想到外面去上大学？想不想知道没有沙尘暴的春天是什么样的？要是想，就认真一点儿听课。你们，你们是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对你们来说离开这儿不是空想，我看这个城市里也只有你们有这个运气。你们不要不珍惜，九月份就要升高三了……”大家又是笑。我听见周雷那个白痴笑得最响。
然后，我醒了。温哥华时间上午七点。
我梦见了我的高中。某个异常清晰的片断。我相信高中三年的某一天中这个片断一定分毫不差地上演过。手指上还残存着天杨手掌的温度和触觉。窗外天很蓝，是清晨独有的脆弱的阳光。
天杨。我最近总是梦见她。因为从高中毕业后就没再见面的关系，在我的梦里她永远是一副高中生的模样。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我甚至在从某个有她的梦里清醒时会突然想：要是有一天，我和她突然在街上相遇，我能不能马上认出她？
我很艰难地爬起来，没吵醒安妮。淋浴，早餐，然后轻轻走出去搭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我的二手ＴＯＹＯＴＡ像情人一样在暧昧的灯光里看着我。我总觉得在地下停车场里，汽车们聚集在一起，你会发现其实这些车都是有生命的，每一辆都有不同的表情。就像我们高中时的自行车棚一样。不过那时候，自行车棚还有另外的用途，我和天杨曾经在自行车棚的最深处第一次接吻。那回我们一不小心弄倒了整整一排自行车，它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和谐有序地倾倒，金属撞击的声音美妙绝伦——引起守门老爷爷的一声怒吼。
我发动了我的车，它和我一样没睡够。我把广播打开，调到华文电台，居然是纪念张国荣逝世一周年的特辑。都是些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歌。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老实说，我还根本没习惯张国荣死了这个事实，但是已经一年过去了。我并不十分喜欢张国荣，但是天杨喜欢，或者说迷恋。高二时候我们四个人：我、天杨、肖强、方可寒，我们天天窝在肖强开的那家小音像店里看片。因为天杨的关系，《霸王别姬》我们少说也看过十遍。第一次看《霸王别姬》，程蝶衣自刎时掉眼泪的居然是肖强这个爷们儿，我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天杨满足地叹了口气，“这就对了。”我问她什么叫“这就对了”，她答非所问地说：“《活着》里面的葛优和巩俐就是都该活着，但程蝶衣不行。”至今我也没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遇上红灯了，我换挡，减速。真不想去上班。我的上司，那个百分之百的香蕉人总令我联想起张宇良。他俯下身子看我的电脑屏幕的时候，我就想起张宇良把他的脖子歪成一个卑微的角度看着我，惊讶地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江东，你和宋天杨从来没上过床？别他妈的装纯情了……”
张宇良让我恶心，我的上司也一样。
不过总的说来，生活算是令人满意的。温哥华是个秀丽的城市。干净，亲切。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出生并成长那是有福了——一辈子，乡愁都是一首轻快的巴罗克音乐，或者是蓝调。不像我，想起故乡，脑子里只有狂风起劲地呼啸。一想到我和安妮未来的孩子会拥有一个精致一些的乡愁，我的心情就愉快起来。要知道你出生并成长的地方直接影响你灵魂的质感和成分。
快要到公司了。来，深呼吸一下，八个小时，其实过得很快。只有张国荣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悠长，他是用不着再和“时间”这东西较劲了。
“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天杨曾经说过，这两句，就这两句，是张国荣的绝唱。她真的说对了。
第一部分 回到最初的地方第2章 爱情万岁（3）
｛肖强｝
最近，几乎所有的音乐电台都推出纪念张国荣逝世一周年的特辑。当然，跟去年他刚死的时候比，声势是小多了。我不知道再过些年，是否会有电台推出纪念张国荣辞世十周年的节目——十年，大概是不会了吧。那时流行歌曲的主要消费者都不会再知道张国荣是谁。
“师傅，去国贸商城。”
我不得不暂停我的张国荣，按下另一个按钮：
“乘客您好，欢迎您乘坐某某某公司出租汽车，叫车电话：。”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熟悉她的每一条街巷就像一个医生熟悉人体的每一根血管。我不是那种爱和乘客聊天的出租车司机，我更喜欢听他们说话。从他们的谈话片断里判断他们正在聊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我的专长。当然我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我拉了一个女大学生。眉清目秀的干净女孩，穿着普通的牛仔裤，梳马尾辫。她的目的地是红玫瑰歌城，我想一定是她有同学过生日什么的。她在车上给她听上去是在外地实习的男朋友打电话，甜蜜了半天，又说刚刚从做家教的那家人家出来，又埋怨那个小孩的脑子硬得像花岗岩。我还微笑了一下，碰上一个未经世事生活幸福的小姑娘总是件高兴的事。到了门口，一个满脸焦急的三陪小姐朝我的车走过来，我还以为我又可以拉一笔活，没想到她拉开车门朝里面嚷：“你怎么回事？王经理都发脾气了。”“我有什么办法？”这女学生的声音还是嫩嫩的，“辅导员今天硬摁着我们几个写入党申请书，谁请假都不行……”
她付钱下车的时候我看见她肩上巨大的牛仔包，我想那里面应该装着她的“行头”和化妆品吧？我不是没有见过做小姐的女大学生，但是这个——我只能说她的人格已经分裂到一定境界。一般情况下，如果那些乘客在电话里说谎的话，他或许骗得了电话那头的人，但骗不过我。这次，我碰上了高手。
希区柯克说过：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偷窥者，一种是被偷窥者。这女孩嘲弄了我作为一个偷窥者隐蔽的自尊心。不过我倒是希望我能多碰上几个这样的乘客，这有助于提高我的判断力。正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样，判断力是我们偷窥者的本钱。
天杨曾经说过：“肖强，我觉得你像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这话说得我心里一惊：这小丫头。那是一九九五年，天杨和江东上高二，我当时还是他们中学门口的音像店的小掌柜。天杨第一次走进我店里来的时候，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藏蓝色的背带裙和白色的短袖衬衫。那是她们的校服，可是很少能有女孩子穿出那种干净的味道。她抬起头冲我一笑，“老板，有《阿飞正传》吗？”她毫无遮拦地看着我的眼睛。“有。”我拿出来给她，“好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没看过？”“看过，”她笑笑，“看过好几次了。我喜欢张国荣。”
她舒展地微笑着。仔细看，她谈不上漂亮。但她的洁净是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
那时候她十六岁，十六岁的她肯定不会想到，她二十五岁那年，张国荣就已经不在了。
那时候我十九岁半，那时的我也没想到，二十八岁的我会变成一个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可是远没有西科塞斯的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那么有血性。最多只能像王家卫关锦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躲在暗处以洞察力为乐。说真的，有时这令我自己感到羞耻。不过我很会自我安慰，现如今这世上还剩得下几个有血性的人了？就连西科塞斯自己，也在荣华富贵歌舞升平里堕落到了《纽约黑帮》的地步。
你看出来了吧？我是一个影迷。我初二就学古惑仔砍人，为此进过工读学校。后来老妈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又东挪西借地才帮我盘下那个小店。因为从此有了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