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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但无论被打压得多深，作为新党骨干，只要新党有复辟的一天，他蔡京就有出头之日。
更何况现在的皇帝是他的超级粉丝，同为艺术家。
蔡京的东山再起离不开几个人有意无意的帮忙。一个是童贯，徽宗登基伊始，令童贯到杭州一带搜寻奇珍书画，童贯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到了杭州自然想起找文化大师级人物蔡元长帮助。在蔡京的帮助下，童贯给皇帝找到了不少珍贵的古董书画，蔡京附带也把自己的一些字画通过童贯带到了赵佶面前，让皇帝对蔡大师的好感与日俱增。
另两位则是徽宗年间的两大执宰曾布与韩忠彦。赵佶新政上台之初，改国号“建中靖国”，意思很简单，就是针对神哲两朝新旧两党之争猛于虎的政局，采取持平用中的国策。两大执宰曾布、韩忠彦虽是新旧两党的代表，但都属于温和派，赵佶才上台，不希望出乱子，只希望大家和平共处过几天清静日子。
可惜新旧党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曾韩二人也很快水火不容，所以二人面对朝中吹捧蔡京之声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们都暗中希望蔡京进京，帮助自己钳制对手。后来蔡京进京，韩忠彦亲派其子到开封城外迎接，其子到城外才发现自己晚了，曾布早就遣子到城外二十里远的长亭迎接蔡大人。
当然，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赵佶那里，持平用中的“基本国策”也已无法解决北宋末期党争的政治问题，更无法解决皇帝的财政问题。赵佶开始从两党兼用到支持新党变法或许是必然性的选择，“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银子多了不压身，谁当家不想荷包里银子鼓鼓的呢。
蔡京回来了，官拜尚书左丞（很快取代曾布为右仆射入相），开始了他二十余年人生政治舞台中最辉煌的篇章。
蔡京的所长在于他永远明白自己上级领导（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赵佶）需要的是什么，并且高效率地贯彻落实领导意图。他上台后，帝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变法高潮，内容包括了官制、学校、科举、礼法、地方制度等等。但重点在于经济，用王安石的话来说叫理财（旧党称之为敛财），在茶法、盐法、钱法、漕运、方田等方面均有涉及。
蔡京的变法在纸面上是卓有成效的，帝国的财政收入在他的任期内大幅度飆升。仅在盐税一块，帝国一年的收入便达到了四千万贯（这已经是唐帝国末年全国的税收总额），所以蔡京实施的盐法茶法，在元明朝长时期被统治者们借鉴施行，原因无他——太能敛财了。
二十年的时间里，蔡京四次被罢相，但赵佶却一次次地起用，原因也无他，没有比蔡京更能“理财”的管家了。
帝国的国库里又满满地装载着钱粮，以致“帑庾盈溢”。赚的钱怎么花是一个问题，赵佶不是父亲赵顼，眼光永远向北想着党项想着契丹；蔡京也不是王安石，理财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都没有先辈们如此远大的理想，享受生活才是他们的终极梦想。所以蔡京上台一两年就可以拍着胸脯对皇帝说咱们现在国库里的节余已经有五千万贯，老大你想干就干啥，咱们不差钱。有管家的支持，赵佶的日子过得甚是潇洒，“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当然还玩石头、建园林，咱们玩的就是“丰亨豫大”。
蔡京引导他的东家过了二十余年的太平盛世，赵佶和他的帝国看起来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谁也看不到歌舞升平下潜藏的巨大危机。
如果今天盖棺论尸，说蔡京是“北宋灭亡第一罪人”似乎过于牵强，蔡太师不过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政客，他的所为完全是为自己的主人服务，并以此获取最大的个人私利。如果在一个英明的君主面前，他或许能成为一名能吏干臣，取得不错的政绩（史实证明蔡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他侍候的却是一个浪漫奢靡多情的诗人，那他自然就理所顺当地成为了误国害民的奸佞。
蔡京政治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与童贯一起力主联金灭辽收复幽云，是当时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后来赵佶任命他的儿子蔡攸为宣抚副使，配合童贯伐辽（顺便也起着监督童大帅的作用）。打仗不是请客吃饭，玩政治蔡氏父子都是高手，打仗可就心里没底，所以小蔡同学左磨右等一直不愿上任，而老蔡的态度也很令人玩味，儿子出征前他写诗一首赠子：
老惯人间不解愁，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涂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身非帷幄若为筹。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
据说他还在朝堂上把这首诗念给了皇帝听，皇帝赵佶听了直拍手说好诗，如果把“三伏修涂好少休”改成“六月王师好少休”就更好了，好像一点都没明白诗中之意。
两国大战在即，主战派蔡太师的口中念起了主和派们口边常念的“百年信誓当深念”这样的腔调，是在为儿子的小命担忧（虽然此子没少和他抬杠，一度水火不容，但毕竟父子连心），还是另有深意或伏笔，就不得而知了。
但这就是蔡京政治生涯的一种态度，有奶就是娘，什么政治理想抱负，那都是纸面上的东西。利己，才是他唯一信奉的准则。新法旧法、主战主和，这些都不过是获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已。
但蔡太师最终还是没能善终，随着帝国末日的来临，他辉煌的人生也惨淡收场，流贬岭南，客死半途。死前蔡京同样作词一首，算是对八十年人生的自我总结：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对蔡京和他的帝国来说，命运看似无常，但其实不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事事因果而已。
第十一章公孙胜的法术
引子
梁山，晁盖为刚刚营救上山的宋江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众豪杰把酒言欢，一时好不热闹。
只有公孙胜发出轻轻的一声叹息。
这声叹息是给他寄予厚望的晁保正的。
宋江来了，一山不容二虎，晁保正怎么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看来晁盖始终不是能成大事之人。
酒过三巡，公孙胜提出要下山看望老母，“暂别”山寨数月。
顿时气氛略有些尴尬，宋江心想我才来你就要走，这是什么意思？
黑三郎还是一如往常露出他那友善的笑，说思念老母，何不叫两个小的把老人家接上山“享福”。
公孙胜忙说不用，家里田产颇多，老母衣食无忧且久居乡里，上山了肯定不习惯，还是兄弟去暂陪老母几月，以尽孝道。
黑三郎以孝闻名于江湖，公孙胜以探母为由下山，宋江还真不好说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道人离开。
公孙胜回到久别的故乡，一身轻松，他去紫虚观看望了他的师傅罗真人。真人看了他一眼，眼中的话是回头是岸，很好。
但当宋江基本架空晁盖做了梁山的真正老大后，他还是想起了这个当初不给他面子的道士，心想梁山且能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于是让心腹戴宗和李逵去寻公孙胜，让他“归队”。
得知二人来寻，公孙胜躲了起来。
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二人在家里不仅赖着不走，李逵还拿着斧头又是拆墙又是要砍公孙老母，公孙胜被逼了出来。
他仍然不死心，抬出了自己的师傅罗真人，说师命难违不能跟兄弟们走。
公孙胜心想，罗真人是河北山东一带极有名望的活神仙，你们俩怎么也不敢在活神仙面前撒野吧。
李逵说谁敢阻止我接人老子就干掉他。
他没有说大话，那晚李逵喝了很多酒，跑到了紫虚观，把后园南瓜地的南瓜砍了个遍地开花，并亲切问候了罗真人的祖宗八代。
第二天公孙胜听到小僮跑来给他报的这个消息，心凉了半截，心想自己再不走，接下来被砍成两半的肯定就是自己师傅的脑袋了，亦或是老母亲的。
公孙胜去向师傅告别，看了罗师傅一眼，眼中的话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罗真人叹了口气，给了他八个字：“遇幽而返，遇汴而止。”
公孙胜再次上了梁山，这次他知道，其实把好汉们逼上梁山的，不是官府，而是道上的这些兄弟。
而梁山宋江需要的不是一个公孙胜，而是一个从官府到民间都信奉的道教人士，这是他能坐上第四把交椅的唯一理由。
这一点公孙胜看得很透，也很厌倦，所以当宋江接受朝廷招安，风风火火下山时，他终于找到了离开的机会。
无论梁山还是东京，都已没有公孙胜寻求的“道”。
一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中国最传统的文化骨架（三教之一）的道教虽然尊崇老子为始祖，道系神仙也以太上老君（老子原型）为尊，但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和后世所称的道教是有很大区别的。老子创立的道，是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流派，一种治国方略；而道教，则是一种民间宗教组织。
最原始的道家从业人员有两种，一是古代在搞祭祀活动中主持活动的人员，后来周礼崩溃，这类人员从王室走向民间，通常被人们称为巫师；二是秦汉时炼神仙长生不老丸的方士（最出名的是帮秦始皇入海寻药，被疑似为日本人祖先的徐福）。到了东汉，这两类人趋向合流，把方仙道与黄老学充分结合，形成了道教。
第一个公认的道教组织是张道陵在蜀汉地区创立的五斗米教。五斗米教在道义上崇尚长生，修习养身术，主要业务工作是炼丹，实行会员制，入会一次性交纳五斗米。五斗米教后来慢慢被人们称为天师道或正一教，长期被视为最主流的道教派系。
与五斗米教几乎是同时期诞生的还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可惜张角创立太平教的根本目的不是修道成仙，而是为了推翻东汉刘氏政权，他后来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将东汉王朝送上了不归路。
太平道人的造反对于刚处于发展阶段的道教是件坏事，这让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于推广普及道教心有余悸，他们大多更推崇同样是在东汉中后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对比道教，佛教的教义更为系统化理论化，而其劝诫众生向善清心寡欲的基本教义更符合当权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而反观道教，道义混乱，且道士通常要么心系上层，迷恋于炼丹以满足上层长生的梦想或是房中的淫乐，而面对基层时则显得政治性和组织性都比较强，极易成为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发展得风风火火，道教则显得清冷。
不少道教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道教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东晋葛洪就著作了大量道教理论书籍，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炼丹家的理论，并将道教的神仙系统化理论化，成为当时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而许多道教人士也有感于传统天师道理论的不足，勇于创新，纷纷建立新的道教派别。东晋年间杨羲、许谧、许逊、魏华存等人就创立了上清派，强调“存心养性以事天，聚精会神而合道”，在兼习金丹、符咒的同时强调心性的修习，同时坚决反对传统天师道的房中术；北魏道长寇谦之也对传统天师教进行了改革，寇道长改革的重点是取消传统天师道政治性组织性过于严密的特点（这点最让封建统治者所忌惮而对道教加以限制），为道教重新建立一套迎合维护统治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