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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照例先汇报中南局的工作。他看到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的汇报提纲》后，曾受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明确地说：“当前的大批判是在和吴晗这些人打笔墨官司，你们写文章要慎重，不要采取辱骂的方式，那绝对不是战斗。要写出高明的东西出来，”当请示邓小平时，邓小平也说得很清楚：“看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什么联系，他的问题大概就是那么一些了吧。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你要注意点。”他知道毛泽东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向，于是话题就从批判资产阶级思潮开始了：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南方日报》以《〈三家巷〉、〈苦斗〉宣扬了什么思想感情？》为总标题，开始刊登批判欧阳山的长篇小说的文章。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回击。”陶铸说到这里，看了毛泽东的反应后继续说：“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整个中南局的气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问道：“你们中南地区有没有吴晗这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呀？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什么，这些你们都清楚了吗？”
陶铸郑重地回答：“不能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吴晗这样的人，有，但是我们抓得较早，处理得比较及时，所以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现在上海在文艺革命方面带了一个好的头，我们要想办法搞上去。”
毛泽东说：“在这些问题上，江青比较有经验。她抓住文艺上的革命始终不放手，终于搞出了一些成绩。我看比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搞什么桃园经验要好吧。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希望你站出来帮助他们一下，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是反对京剧革命的，实际上是什么革命都反对。他们总是喜欢搞过去的东西。”
陶铸说：“我们中南局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也是排除了种种困难的。”
这话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把手里的烟卷在桌子上顿了顿，划着火柴点燃猛吸了几口，对他说：
“你仔细讲讲，我想听听你们的经验。”
陶铸说：“还是一九六二年八月，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的时候，被鲁迅批判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来到了广州。这个人，大家都迷信他是《国歌》的词作者，写过一百多部各种戏曲剧本，以为水平很高。所以受到了很热烈的欢迎，接着他就在广州大放厥词，攻击我们党和领袖。他看了一部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汉剧《齐王求将》，就和犯了反党错误的那个古大存一唱一和，写了一些反动诗词来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提起古大存，毛泽东有了印象，问道：“就是你们原来的那个副书记兼副省长吗？这个人怎么样了？他还是老同志呀，七大时的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广东地区就是叶剑英同志和他榜上有名嘛。他怎么也反起党了呢？”
陶铸没有进一步地说什么，裹掏只是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里掏出一份材料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是古大存写的《青汉剧〈齐王求将〉有感》的七律诗，不禁随口念起来：
齐王昏聩七年中，
犯境秦兵一振聋。
爱国无盐终未死，
匡君田相为先容。
惊慌失措方求将，
忠愤高怀许整戎。
舞态歌神传妙肖，
现身心与古人通。
吟诵完这首律诗，毛泽东笑了笑，说：“好嘛，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也要广开言路，四处求将喽。这些文人呀，总是把古人的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套搬似的，其实历史的经验可以吸取，但是形式可不是那么可以类比的。”
陶铸说：“古大存是把你比成齐王喽！”
毛泽东一怔：“有何为证？”陶铸解释道：“我们认为，古大存的这种手法是和吴晗一样的，都是用借古讽今和指桑骂槐的隐晦手法来攻击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权的。这个古大存在一九五七年被我们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后，一直心怀不满，在一九五九年企图翻案，就是到现在也不甘心。所以，他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绝对不是偶然的。”
“他和彭德怀也有联系？”毛泽东脱口而出，他的心思在彭德怀的问题上。
陶铸看到毛泽东对古大存产生了兴趣，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起来：
“古大存本来是个老同志，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广东省五华的梅林村，一九一七年在梅州中学上学，一九二Ｏ年进人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当时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是这个学校的教员，陈独秀是广东教委的委员长，他和他们都很熟悉。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插话道：“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呢。你们看，我本来算国民党的元老是不是？现在国民党却骂我是共匪头子，历史就是这样地曲折呀！”陶铸显然有自己的打算，抓紧时间汇报：“古大存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参加的共产党。这年十二月毕业后，又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军。南昌起义后，据他自己所说他到处找起义军和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已经从陆丰的甲子港下船，去了香港。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到了赣南一带，他找到了起义的前委委员澎湃同志，于是和澎湃建立了联系，他自己说他和澎湃是什么拜把子……”
毛泽东的思维不知在什么地方，竟然自言自语地说：“澎湃同志虽然没有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但是还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我那时在井冈山，也没有参加六大，也当了个中央委员。刘少奇参加了六大，也当上了中央委员。你呢？”
陶铸说：“我到七大时还不是中委，八大时才当选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说：“澎湃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被叛徒白鑫告密，让外国租界的巡捕抓住，八月三十日下午巡捕移交国民党当局后，被敌人枪杀了。他如果不死，就好了。”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在，眼睛盯着陶铸，问道：“你说到哪里了？”
陶铸接着说：“古大存在澎湃死后，曾经领导了梅县的暴动，担任过暴动委员会主席，后来又陆续担任党的士县联委书记、五华恃支组织委员、农协副会长兼军事部部长、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一九三Ｏ年任东江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红十一军军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一九四Ｏ年底到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一九四二年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一九四五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年他随同林彪同志到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解放后，又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毛泽东点点头：“晓得了，他是反你的，也反高岗和饶漱石，他揭发过你和高岗联系的材料嘛。这个我还有印象。这个人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敢说话的，有人说他是‘铁面包公’嘛。他和你怎么闹起来了？”
陶铸说：“我自从一九五一年底调往广东后，在土改问题上没有依靠古大存同志，他就对我有了意见。他说我搞土改很‘左’，打击面大了，伤了很多人。党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错误，做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古大存向中央揭发我回来传达中央的精神是‘借自我批评为名，实行揭露打击刘少奇同志之实’，我向他作了解释后，他还是到处讲这个观点。还在一些干部中散布说陶铸和高岗搞在一起反对刘少奇同志，说我对‘高岗与少奇同志各打五十大板’，在当时这是要置我于死地麻！”
毛泽东显然重视这个问题了，他从沙发里直起了身子，听得认真了。他想起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六人，中央各机关负责人五十二人列席会议……陶铸说：“会议开幕的前夕的那天晚上二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去见他，让我佩带手枪防止高岗暗杀我，我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手枪，一个人去了中南海西花园。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古大存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彭真和薄一波。彭真当时就表扬古大存的警惕性很高，等等。现在看来，他对我的打击和告密活动是阴险可怕的。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明察秋毫，我可能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不露神色地间道：“这个古大存在东北时是否反对高岗和林彪同志的？你和林彪的关系怎样呢？”
陶铸说：“这是肯定的，我是高岗和林彪同志的老部下，古大存把对他们的不满有时也强加到我的头上了。”接着他再次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简历：
“我比林彪同志小一岁，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进人黄埔军官学校，在那里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组织和指挥了那次全国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人狱，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了绝食斗争。一九三七年经党营救出狱后，担任了湖北省经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一九四Ｏ年到延安，随后我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出席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担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的情况主席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古大存同志的活动似乎有人在暗中支持……”
毛泽东“噢”了一声，更加注意了。
是的，毛泽东一直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对陶铸主持的中南局的工作和广东省的工作予以观察着。这里的位置在全国的最高层里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纷纷到这里度假，对这里增加着一种无形的影响。所以，中南和广东的一举一动同样牵扯着中国政治动向的神经……
一九六五年八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有七百多人出席的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陶铸和赵紫阳在会上讲了话。陶铸强调：“今天，能否搞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衡量一个党的领导是否突出政治，是否真正革命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中心，带动全党的一切工作。”
同时，他在传达毛泽东同年七月三日的指示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一篇讲话：
“毛主席在《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毛主席还指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