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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搞批判，我们的革命完全是混战一场。”毛泽东说：“对鲁迅先生批评过的人，也要进行分析。譬如《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里，鲁迅虽然含蓄地批评了张春桥，但是也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和出发点是‘不错的’；他对田军的小说十分厚爱，所以张春桥写了几句中肯的评论，鲁迅就愤愤然了，两者都有正确的地方，并不能说明鲁迅是痛斥张春桥，更不能说明张春桥是和敌人一样了。告状的人，用意在于挑拨离间，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要中了坏人的奸计。”
江青在研究彭真的《汇报提纲》时，再一次地研究了有人报上来的那篇张春桥的文章里面的主要段落：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的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至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的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的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的任务……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我们见到一个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江青看到这里，找到了张春桥文章中鲁迅引用并批评的那段话：“《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期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一）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又写另外一部；（二）其他正在写或者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三）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江青认为，张春桥的文章，完全是一篇文艺批评，而且出自好心，并没有对田军的作品有任何恶意的伤害。
为什么鲁迅要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冷嘲热讽”呢？
江青再次仔细地研究了鲁迅原文的主要段落：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的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到这里，我又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他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
“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
江青看了鲁迅的这篇杂文，并没有看出张春桥当年究竟有什么不对和过错。张春桥的出发点和对一些作品的看法，完全是在文学批评的范围内的，没有任何敌对人民和革命的性质。鲁迅的杂文写得尖锐和泼辣，丝毫不存在对张春桥的斗争，他是通过对一些舆论的驳斥来为年轻作家的作品打开道路。为此，都没有指责的必要。
她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我们赞赏鲁迅的战斗精神，并不是说鲁迅的观点和所有的批评，都是统统正确，字字句句都是真理，而是说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应该得到肯定。这就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巴儿狗一类划清了界限。”想到这里，再看彭真等人起草的《汇报提纲》，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汇报提纲》中说：“对于吴晗这样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是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都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提纲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搞什么条条框框，完全是为了限制左派，他们的那帮人是从来不在这个范围的。”《汇报提纲》的第三条标题是“队伍”，其中规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知识分子，孤立极少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毛泽东说：“这一套都是用来骗人的，他们搞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从来不需要组织出面的。为什么我们反击他们时他们才搞这些名堂。要告诉陈伯达，准备好好地批判这个修正主义的文件，而不管他是谁批准的。”
《汇报提纲》的第四部分是：“左派要互相帮助”。
“要形成大批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帮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判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青年工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既使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从长期表现出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一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方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和自己的前进。”毛泽东指着这条对江青说：“你看看，彭真还想帮助左派，他也想在你们的队伍里挖人呢。我希望他能和姚文元、张春桥、戚本禹、关锋这些人谈话，拉他们。我很想能够看到，究竟谁能被他拉过去。左派转变成右派，那是最好看的戏剧，政治戏剧嘛。任何朝代的队伍里，幕僚内，都会有反水的人。社会主义革命里就没有吗？会有的。我身边不是出了一个田家英吗？我的秘书还要为人家卖力，何况是别人呢？所以，你江青要有川定的思想准备。说话要注意，不要给他们留下把柄。任何讲话都不要搞录音，搞录音是害死人的。杨尚昆搞我的录音是别有用心的，所以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你再和汪东兴同志、谢富治同志讲一下，让中央的机要室把我的讲话录音统统地销毁掉，不要保存那些东西。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一律用记录稿，经过我审议的记录稿。”
江青不知为什么毛泽东的思路到了这里了，她点点头，记下了他的话。
《汇报提纲》的第五条只有一句话：“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毛泽东指着这条对张春桥说：“你说的这篇东西很低劣，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反击的问题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怎么能让全党事先准备呢？彭真这个人，还是想通过这次斗争来树立他的一统天下，妄想！比他再大的人也别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小小的彭真竟然吃天，我看中国这块天他是怎样个吃法！”
《汇报提纲》的第六部分的标题是“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其实只有三句话：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漆、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混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把这些人的名字下面，一个一个地划上了记号，挨个地问他们的情况，轮到王力时再次问道：“这个王力究竟怎么样？”江青说：“跟彭真跟得很紧，笔头子还可以，过去和他接触不多，听听康生的意见就清楚了。”毛泽东说：“注意在这个办公室里找左派，起码要找一个偏左的，把盖子揭开。就是要在他们自己的机构内部寻找反戈的人，谁反戈都要支持，给予鼓励。这样才能促进他们的分化瓦解。不然打击面就大了，总不能一个人也不用吧。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能分化瓦解敌对的阵营，没有从起义军里面找到我们的依靠力量，就会是失败的革命。”
第三十一章 水落石出
＇毛泽东说：“我树起造反旗，就是要看看谁是纳粮人。陶铸同志的靠拢，使中南局出现了好的局势。”在部署一场大的政治行动前，这位统帅精心地组织他的阶级队伍，采取的还是他的老战术……＇
陶铸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照例先汇报中南局的工作。他看到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