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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实证实了汪东兴等人的揭发，杨尚昆显然把录音和窃听的目的弄得复杂化了，成了整理和搜寻毛泽东问题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确实是早就有所防范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长沙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录音设备和正在录音的机器，立刻对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刘吉顺大发其火：“这是谁让你们搞的？我再三地讲过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为什么执意对抗？你们难道想搜集我的材料准备搞名堂吗？我早就给你们说过，这种录音是靠不住的，容易被人剪接来搞阴谋，你们为什么不听？谁搞的这个名堂，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吉顺吓得脸色苍白，只是说自己是奉命办事。毛泽东马上把汪东兴叫来当面指示：“你给我报告中央书记处，追查是谁让刘吉顺跟着我出来录音的。秘密录音的事情我是有指示的，为什么明知故犯？要给我搞清楚！查到谁头上都要严肃处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汪东兴马上通知了机要室的负责人康一民和赖奎，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录音的来龙去脉。机要室的这两名负责人于五月一日乘专机赶到上海，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怒气未消地说：“谁让你们搞这些鬼把戏的？想抓我的把柄吗？你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不听我的话？是谁让你们这样搞的？”
江青当然清楚毛泽东所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到会的人们介绍中苏关系，他担心会议后有人秘密给苏联通风报信，就指着个别正在记录的人说：“今天完全是秘密通报，任何人不准记录，不准私自传达，只是让你们了解情况。”胡乔木报告道：“还有录音呢，现在正在录着音。”
毛泽东马上火了：“是谁让他们录音的，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搞这个干什么？以后在我的身边，谁也不准搞这类秘密的侦察活动。这容易给坏人造成空子。”
现在，毛泽东再次批评康一民和赖奎，依然出自同样的担心。他问：“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汇报，你们录了些什么东西？有多少？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他们说：“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时，叶子龙同志曾经在火车上向主席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是为了保存资料，主席说好嘛！一九六零年四月底至六月初，杨尚昆主任随同主席外出，到天津时主席曾经指示杨尚昆同志要调录音员去录音，并指示陪同主席接见外宾的廖承志、刘宁一和刘长胜同志，在发表接见外宾的消息时，要同录音核对。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有些还送给主席和周总理等其他领导同志批阅……”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你们不要强词夺理，我允许的录音和你们私自搞的录音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们把几件性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今后，一律不准录音！”
毛泽东指示汪东兴：“你和他们在私自架设的录音设备跟前照个相，录音机上写明是非法录音，作个历史的教训保存起来。通知书记处严肃处理。”
于是，汪东兴布置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人照相的摄影员吕厚民给他们拍了四张照片：一张是汪东兴、康一民、徐业夫、赖奎和刘吉顺五个人在录音机旁边的照片，录音机下面压着一张大纸，只上写着“违犯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第二张照片是康一民、赖奎和刘吉顺在同一部录音机旁边的合影；第三张是录音员刘吉顺的单独照片；第四张是私自架设的录音机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些照片对汪东兴说：“看看你们多光彩，搞主席的特务活动，你可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定时炸弹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会拿出录音和敌人勾结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你汪东兴难道就没有责任？我是清楚的。不过你和他们一些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的警告处分，给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彭真把书记处的决定报告了毛泽东，又让他们三人分别写了检查。同年五月十七日，中发（一九六一）三八五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条规定。毛泽东还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但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部分少量的录音带。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还特意反映：“销毁录音带的时候，彭真同志听了不少主席的录音，私自调阅了一部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指示一部分秀才去畅观楼检查过历年来中央的文件和主席的讲话记录。”毛泽东半晌没有吭声。现在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江青和汪东兴等人说：“彭真私调了许多我的材料，那是要准备秋后算账的嘛。像林彪同志那样，为什么对我的话那么有兴趣，他们可不是要学习我的思想，而是要整我的材料，搜集我的过失，不管是不是过失他们都感兴趣。康生同志提醒过我，看来现在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
当然，对毛泽东批评的这件事情，杨尚昆专门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过汇报。
他说：“汪东兴这个家伙很不老实，实际上许多的事情是他干的，让别人给他代过了。主席严厉批评并且追查处理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底至四月初跟随主席外出时的录音，是汪东兴直接插手搞的，和我和机要室的同志没有任何的责任。”
“那他们为什么要检查？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
杨尚昆犹豫了：“害怕说不清楚呀！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要外出视察，当时我有事在河北，叶子龙下放在河南，吴振英出差在湖南，机要室主持工作的是康一民同志。随同主席外出的是汪东兴。临行前，汪东兴告诉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说：‘主席准备去外地走走，带什么材料你要准备一下。’罗光禄问汪东兴：‘是否带录音员和译电员？’汪东兴回答‘还是带上。’这样，罗光禄才向康一民提出要带录音员。康一民觉得吃不准，就对罗光禄说：‘毛主席可是严厉地批评过不准私自录音，你们要搞，去直接请示你们的上级，你们的上级如果同意，就直接向会议科要人，不要再找我了。’罗光禄这才根据汪东兴的指示让录音员刘吉顺跟着毛主席去了。汪东兴对这次外出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都看过，并且指示把记录稿和录音带一起尽快送回北京。现在主席批评了这件事，他倒来了个一推二净！”
刘少奇笑了笑：“我看这事各有各的说法，不要再说什么了吧。”
杨尚昆也知道围绕录音的事情头绪很多，一时确实不好理：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准备出版他的选集第五卷，计划把《论十大关系》收编进去。但是找不到会议的录音和速记。只能根据别人的追记的稿子来整理，为此杨尚昆曾经问刘少奇：“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呢？有时我们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可是到了后来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承认了。当时的《论十大关系》是那样讲的吗？”刘少奇说：“毛主席有些讲话，完全可以录下音来嘛。这是一个先进的科学，为什么你们不应用呢？”杨尚昆说：“我们当时向毛主席提出来过，毛主席反对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这一点，他和我们讲得很清楚。”
刘少奇说：“可以秘密录音。这样也许会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主席的思想，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过这样的工作要谨慎。有些事情恐怕要请示一下。”
杨尚昆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因为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比较差劲，没有完成录音的任务，毛主席还批评了我们。我也批评了机要室的同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错误，我们曾经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和住地安装了固定的录音线路。经过罗瑞卿同志向公安部十二局借过无线受话器。但是，没有搞成个样子。”于是，杨尚昆分别把已经录到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内容给刘少奇作了汇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主席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的讲话，或者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四月，有主席参加的各种会议共录音四十多次；主席外出会见外宾谈话录音十九次；主席外出接见省市负责同志谈话录音十六次。所有的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彭真同志和罗瑞卿等同志的借出，都经过了中央办公厅的批准。”
刘少奇完全心中有数了。
他当然不知道，就是因为批准彭真和罗瑞卿的这些借出，最后导致了杨尚昆的灾难性后果。现在，汪东兴把这个问题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杨尚昆头上，使毛泽东下定决心调整杨尚昆的工作，他说：“先把杨尚昆调离办公厅，然后再说。”
毛泽东在解决了罗瑞卿的问题后，把总参的一部分工作交给了杨成武，而把罗瑞卿分管的公安部工作交给了谢富治。
毛泽东在和谢富治谈话的时候，一开始就提到了杨尚昆，问道：“杨尚昆和罗瑞卿勾结，在中央机关和我身边安放窃听录音电话的事情你知道吗？”
谢富治一听，打了个怔，马上说：“恐怕不只是一个杨尚昆吧？他的活动和你身边的田家英都有一定的联系呢。”
杨尚昆今年已经是五十九岁的人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毛泽东熟悉他的历史。他于一九零七年七月五日出生在四川省潼南县一个富裕的家庭。一九二零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又转入附中继续深造。那时，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也在那里教书。他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受他们的影响阅读了《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禁书，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已经十八岁的杨尚昆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重庆。在担任中共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重要领导职务的四哥的动员下，他参加了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初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向了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春，他进人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同年十一月，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初，从苏联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三年初，杨尚昆同志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等职。六月，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前方。一九三四年一月，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同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和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