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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丈夫抬起头睁开眼时，王光美才轻声告诉他：“彭真同志来了个电话，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你怎么回答他的？”刘少奇转过身来，望着妻子问。
王光美说：“我说少奇同志还没看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站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轻声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界讲话要格外谨慎。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有权处理这篇文章。我不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全党必须尊重他。这一点许多同志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再不注意就会搞得更加复杂。不过，让我说心里话，我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那天，周恩来给他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刘少奇轻轻地把这个“球”给踢出去了。“那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王光美这时又请示他。“不要，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我越超脱会越主动。你也不要和他们多接触，省得他们打上你的旗号去压别人。”
王光美点点头，提着暖瓶退出去了。刘少奇走到门口，轻轻把书房的门关严，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拨了几个号码，说：“我是刘少奇，我想请毛主席讲话。”
对方停了有两分钟，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主席刚和浙江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完话，已经疲倦了。他正在休息，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们转告主席。”
刘少奇心里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忍住了。毛泽东自从到了南方巡视以后，几乎没再和他通气。中央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派人向他请示。他犹豫了一下，才说：“等主席醒了以后，请你转告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了个电话，有事汇报。”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这一天，他几乎没有睡着……
是的，整个的一九六五年里，充满着令他感到压抑和难以言状的痛苦：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材料上作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批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们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同工人阶级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几乎是同时，他又在一个会议上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们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种提法，完全打乱了刘少奇关于社教的一些设想和理论。
几天后，即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特意讲了这么一段话：“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经过林彪同志的总结，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更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我们以前是依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依靠解放军。”这实际上是在全军给林彪树立威信，加强和巩固他的地位。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林彪指示全军：“部队工作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突出政治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首先要突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溯，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根本的必修课。”
林彪讲话不久，罗瑞卿在和他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同志的关于突出政治的提法我看有点绝对化了。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讲。林彪同志把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冲击政治，我看就不正确。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大比武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能泄。林彪同志的做法实际上是给我们泼冷水。”
刘少奇对罗瑞卿说：“这件事情还是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现在谁也作不了结论。林彪同志硬要这样干，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不便加以千涉。起码在当前是这样的。”是的，作为刘少奇，他已经充分地感觉到了林彪的来头所向，只是他不能明白地说出来而已。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以林彪的名义在全国各报刊同时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这是在用另一种形式给林彪造舆论。毛泽东负责对起草这篇文章的林彪说：“不仅要总结中国抗战的经验，而且要给世界革命人民一个启发。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林彪同志是人民战争思想学习和掌握得最好的榜样。”
所以，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刘少奇私下对彭真说：“这篇文章本来应该以更高一点的领导同志名义发表好，林彪同志毕竟是身体不好的人，真正干工作的同志树立不起威信来。他已经成了一个神秘的元帅了。”彭真说：“罗瑞卿同志很有意见。不过，他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很有份量。”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十分关注，直接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四句话加以高度的概括，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基本点上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的消灭敌人。这种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种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
江青看到这篇文章时，正忙着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她对张春桥说：“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样适合于今天的政治斗争。现在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应该怎么打，由不得资产阶级来决定，也不能让他们来决定。”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春桥想了想，江青的这番话实在是画龙点睛之语，越说越精辟了。不过，这一切都要有权力为依据，没有权力的政治斗争，实在是难以应付和难以生存。他这样想，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主席，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还要如此费思劳神，可想现在普通的百姓要发表一点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简直就是一块招牌。他想这么说，但是不敢。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和你们开玩笑，不，很可能要出，这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格外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必须在各个领域里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就在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一个星期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全军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作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这五项原则是：（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罗瑞卿对刘少奇等人说：“这么一来，林彪同志就更有了尚方宝剑了。”
但是这一切在刘少奇眼里，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有了所向披靡的锐利武器了。
这个“武器”不是别的，而是理论。
刘少奇深深地感觉到，毛泽东发动每一个运动和斗争，都善于提出一些令人鼓舞而激情振奋的口号和理论。从赫鲁晓夫下台以来，毛泽东的注意力逐渐地转移到了国内。他在几次常委会议上都这样说：“国内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了，弄得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我们的背后搞阴谋，作反斯大林那样的秘密报告，会不会呢？我看是有人要这样做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后来，他和一些省市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也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且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文件，在《二十三条》里公开提出了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实际上就是要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内。对刘少奇来说，他认为毛泽东大可不必如此固执。是的，他确实感觉到了毛泽东的这种谁的话也可以否定的工作作风了。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的庐山会议上，他讲话的时候，试图针对着毛泽东日益膨胀着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作风，提出：“中国也要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今后不要再喊万岁，不要再唱东方红了。”毛泽东下来后，就对他说：“你的话并不完全，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请问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