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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总结言词简短，涵义深刻。他几乎是天衣无缝地反驳了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批评和指责，恰到好处地证明了他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成果的。
提到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和大跃进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高指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了许多。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一些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议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的数，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如此总结，证明了毛泽东对那时的浮夸风，吹牛风，和不合实际与科学的瞎指挥并没有什么责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承担了具体责任后的结果。不管对中国当时工业或农业经济上此起彼伏的问题怎样指示，但在宣称自己对错误的无辜和具体责任的推诱上是毫不迟缓的。他能够找到一批给他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所以，他在总结的后半部锋芒一转，说：“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它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零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性，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这样，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贯正确的导师形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的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的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也才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早地得到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信的当日，就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即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尚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然后，他再次写了一段永远正确的至理名言：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的，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说，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于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谁说不是这样呢？既然如此，赫鲁晓夫和彭德怀一类指责毛泽东就纯粹是别有用心，或者是抓住鸡毛当令箭了！
江青看了这个《十年总结》，连声说好，她对陈伯达和田家英说：“秀才们喋喋不休说了半天还没有说清的问题，主席写了一千个字解决了。而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主席对苏联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的攻击始终耿耿于怀，你们要注意给他宽心，也要教育全党正确地认识这几年来的工作。”
一九五上年六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经过他精心修改的一篇重要著作。
江青敏锐地发现，毛泽东修改后的著作和当时的讲演，有几处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讲演中曾经这样说：“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也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强求，但是有一条，只要不搞秘密团体。那些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志，恰恰是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文学艺术上，我们主张充分发展，像王蒙同志的一些小说，写得是非常好的。不这样，就不叫其为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矛盾组合体……”
在经过反右斗争时发表的正式文章里，这些话修改成：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呜的方针是指：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加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江青认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些文字，突出地证明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预见力！
紧接着，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把它归结为天灾人祸，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天公不作美，加上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人为破坏，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倒退了若干年，真是天灾人祸呀！”
刘少奇马上说：“这个天灾人祸里还应该包括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过火的斗争。庐山会议后，不适当地在农村、企业和学校的干部中，甚至在群众中也展开了反对右倾斗争，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好多的人。这个现象必须纠正，如果我们不纠正，我们的后代也要纠正。”
邓小平也说：“群众中有个反映，说是五九年以后的历史证明了彭德怀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而毛主席的意见是错误的，以后还要证明这一点。对此，我们要做工作。”
刘少奇接着说：“如果我们有错误，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要等人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后再承认。
“就是对待彭德怀本人，我们也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彭德怀提出了要求甄别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央可以开会研究一下。”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担心更加沉重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像一团雾圈总是在他的头上笼罩着，盘旋着……
早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吗？谁不懂谁就是白痴。”
同时，他还反对在农村出现的变工互助。他说：“变工互助千万不能再发展了，要缩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土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说法不一定全面，对目前出现的雇工、单干，我们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有什么不好？对雇人种地也不要限制，它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做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目前农村中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