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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一团,如果确实是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
正当彭真和邓小平带领一些秀才们打开档案室和机要室的大门,系统地整理文件和翻阅材料的时候,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了把材料借出去的杨尚昆和汪东兴等人,才制止了这些做法。
现在,毛泽东拿出当年的九篇文章说:“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我最近又看了过去的一些文章,事实证明我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当初我坚持正确意见的时候,你们好多人都反对我,当然你比王明、博古、张国焘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也是跟着他们走的。周恩来也是跑得很紧呐!事实证明,要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你这个国家主席。你这个主席是我让你当的嘛,当时认为你会坚持我的主张,我希望我在见上帝的时候把你们的威信树立起来。没有想到你当了国家主席就自以为羽毛丰满了,可以另外地搞一套了,发展到好多事情不和我商量……”
刘少奇实在有点坐不住了,低声地说:“好,就算我有错误,我希望你能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不要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全党面前公开。我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在你选择好了接班人之前,我可以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或者说我可以因病而提前退休。总之希望主席不要再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发展下去了。过去的问题我承担责任,今后我会自觉地维护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的。”
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揭露我们党的黑暗吗?那就从建党以来说吧。我这个人也是喜欢揭发问题的。要揭就彻底地揭,从上到下地揭发,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谁脸上有黑点都可以揭发出来,这样才可以正确地总结我们的经验。”
刘少奇说:“过去我的工作指导上肯定有不少的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今后凡是重大的问题一定要首先向主席请示,再不会犯同类型的错误。我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和谅解。但是现在把我们党内的分歧公开出去究竟对谁有好处,我看没有多少好处。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和毛主席闹分裂,凡是有意见我是会提的,也就是说我是搞公开的争论的。从斯大林的问题被揭露以后,我就认为,在我们党内再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不好的。”
毛泽东说:“但是你在许多的场合里说过,你要搞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
“这是为了给小平同志树立威信。”刘少奇解释说,“我有时用个人崇拜这样的词汇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而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含义。你现在公开了九篇文章,起码对活着的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对周恩来同志也不好嘛。弄得我们都不好再工作了。我对我的错误是会在各种场合里进行检查的。如果主席认为我有必要,我在党的九大上可以系统地做个个人批评,也可以辞去党的副主席职务,把我的位子让给年青的同志来担任。”
话说到这里,毛泽东同意目前不再公开九篇文章的内容。后来他对江青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说:“九篇文章暂时不公开了,五卷现在也还不到公开出版的时机。还是先出版一些单行本吧!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可能是等我见了上帝的时候,再由我的对手们公开吧!”
第二十章 斗争到底
'江青向柯庆施和张春桥进行路线交底,她说:“如果党内出现了分裂,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坚持原则,有些问题是需要历史来作证的。但是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要斗争,不斗争就不叫共产党员了!”'
江青重新打量了张春桥一遍,对他说:“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我看只有依靠你了!这可是一件艰巨当然也是光荣的事情,你要准备冒点风险,和姚文元同志讲清楚,要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张春桥回答得也很干脆:“别说冒点风险,就是杀头坐牢我也心甘情愿。毛主席早就讲过了为真理要有五个不怕的精神,我是敢于革命的。只要你下令,我和文元同志随时听令。这一点,请你完全放心。”
这时,江青才说:“我们批判了《李慧娘》,批判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嚣张气焰,但是都没有选准突破口。现在,北京的一些人一直在主席面前造舆论,要求彭德怀出来工作。主席压了很长的时间,看来不同意他们有困难了,与其总是捂着,不如揭开盖子。所以,主席决定要公开批判《海瑞罢官》,这可是一场硬仗。在北京只要一听是触动吴晗,立刻有人摇头,害怕呀!这个人和上面的许多人来来往往,他经常是打着一些人物的招牌呀!我考虑再三,只有上海的同志能够胜任这件战斗任务!”还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江青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讲话的时候,张春桥就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江青有重要的任务布置。当时,江青是在谈戏的问题,但是她欲言又止:“去年我们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收获不小,有十个左右的剧目可以站住,问题是艺术加工。艺术上不去,人家一下子就攻破了。我们不是以力服人,而是要用事实讲话。”江青很坦率地说,“要是革命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命令解决,毛主席完全可以讲话,可以撤掉一些人的领导职务。但是那样人心会波动的,觉悟上不去,岂不是变成了皇帝改革下诏书了吗?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能持久的。”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为什么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人民公社没有垮掉?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基础,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
江青没有接茬,继续说:“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演员从小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是唱反调的。当然晚上我看戏心里有本账,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会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春桥同志为了修改这个戏,费了很大的劲,逐句逐字地修改唱词,比那些所谓的权威们下的功夫要多得多。”
张春桥说:“我们搞现代戏,资产阶级也在搞现代戏,目的不一样。于伶的话剧《七月流火》从现象上看,是描写一九三八年在上海的孤岛上,一群职业妇女的抗日活动的,实际上却是以田汉、于伶当时领导的‘救亡宣传队’为蓝本,给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于伶说:‘我写的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三十年代的幽魂,早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就已经解决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且为无产阶级戏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都是吹牛的!”
江青说:“所以呀,现代戏也是分两种: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我们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说到这里时,她的眼圈红了,张春桥也低下头来。江青继续说:“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原因恐怕是:第一劲头用得不对;第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第三是缺少点牛劲。同志们都知道,我多年来给毛主席当秘书,已经不搞戏剧了,成了外行。但我虽是外行,还是有点牛劲,我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捍卫毛泽东思想。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我放不下心。你们看过《丽人行》这出戏吧?那是田汉的话剧代表作呀!好不好呢?”
“这个剧中被当作英雄的主人公章玉良,在监狱里被默许不再发表反对日本的言论而无条件地恢复了自由。出狱后,他过着和平的书斋生活,靠编写文艺理论和作品过日子。这和瞿秋白在监狱里写的《多余的话》中所说自己的活动是‘历史的错误’何其相似!”张春桥说,“剧中所描写的地下工作者周凡本来是一个叛徒,可是田汉却把他当作了英雄。所谓的丽人梁若英和金妹,实际上也都是一些出卖自己的可怜虫。这个戏写作于一九四四年,后来列入了一九五七年的五四优秀剧目。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后,它跟什么《李秀成之死》、《四郎探母》、《桃花扇》等一样,都是为叛徒树碑立传的。”
江青说:“关于《红灯记》,中国京剧院的同志可能已经和你们谈过了。我再从我的角度,谈谈《红灯记》。有人说我用斧头砍了你们的戏,其实,我对《智取威虎山》是感兴趣的。小说《林海雪原》中把剑波写成了神,神,世界上是没有的。写成了人,是一个大的‘人’,抽象的人。杨子荣写得是好的,但是也抹了灰。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想把革命英雄人物写好的。”
张春桥说:“柯庆施同志就说过,让我们坚决地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
江青马上说:“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我看了你们两个戏,就认为你们不应该自卑。真正的群众是欢迎革命现代戏的。他们在看现代戏的时候,没有中途走掉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老戏说写得并不十分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当时座是满的,京剧院长说上座不好,也可能是包场。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站起来。这就说明群众,但是不是那个三千万,是欢迎现代戏的。可是有的现代戏为什么不行,唱得不够,打得不够。原来老的一套太多,鱼目混珠。自那以后,我说肯定革命现代戏是能搞好的。因此我呼吁会演,到处奔走。去年打了一个仗,证实了我的看法。和《红灯记》比较,我们走点弯路。走了点弯路,就拉回来,不要紧。”
张春桥说:“其他的戏剧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红灯记》是写气节的,题材不同,艺术处理上也就不同。”江青说,“《智取威虎山》是能搞好的,要有牛劲,要有信心。要磨,要经得起磨,譬如《沙家浜》芦荡一场的唱,就磨了很久。要不要把《智取威虎山》这块样板打出来?要打出来,我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体力够。”
“我们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把这个戏搞成样板。”
江青激动地说:“《海港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大弯路。问题是如何突出正面人物。京剧要突出反面人物是很容易,因为原来演的都是反面人物。《红灯记》所努力的,就是突出三个正面人物,把原来叛徒的戏砍掉了一些。《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去年看过蛮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更强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正面人物反而没有,杨子荣有几次亮相呢?这可能是个创作方法问题。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张春桥说:“《智取威虎山》的背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