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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彭德怀说：“过去的问题今天不要再提了，让历史给我们作结论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的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按照你所说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让他到三线是我考虑决定的，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这件事，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局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们来找我谈。就这样吧！”
他在和彭德怀谈话以后，彭德怀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怎的，这一微笑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刺激。他对江青说：“彭德怀和我握手的时候，那丝微笑很恶毒，他似乎他觉得赢了，他要东山再起了。连刘少奇也露出了亲近之意。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了。但是，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是他们高兴得大早了。
江青说：“你要考虑到放虎归山的后果。”
毛泽东的脸色一变，随即恢复了常态。他沉吟片刻，想了想才说：“江青呀，我现在同意你的那个主张了，公开批判《海瑞罢官》。时机已经成熟了。过去我总是限制你，是为了让你体会到我的难处，一旦出了后果，我们也有一个退路。现在，退路没有了。我们只有进攻这一着棋子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躺在沙发里，闭上了眼睛，思潮陷人回忆之中。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个党可是经过了大灾大难的党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率领的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这时，蒋介石派来的追兵也步步紧跟而来。我在第二天就要召开军队干部会议研究歼灭敌人的追击，刘少奇呀彭德怀呀这些人不大同意。刘少奇说：‘红军还是先休整一下再打仗吧，我军的疲劳已经到了极限，在再打仗怕有困难。’彭德怀也跟着说：‘恐怕会把我们的底子打完了。’我当时就顶他们：‘到了陕北还不割掉尾巴，还要把狼引到根据地来吗？我们疲劳，敌人跟着也很疲劳呀，我们以疲劳打疲劳，加上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都对我们有利，消灭敌人是有把握的。’这样，我又在吴起镇的庙台亲自给红军战士作动员，才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江青说：“我早就知道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天生是老右倾。从来是惧怕敌人的，但是对我们自己人他们很凶哪！”
毛泽东的思维还陶醉在当年的炮火中：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我把部队兵分三路从三道川出发，到了我们的埋伏地。我到五点多的时候来到指挥地，在一个山腰里调兵遣将呀。到七点多的时候，敌人的追兵过来了，都是骑兵。我马上下达攻击的命令，整整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歼灭了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的一个团，击溃敌人的三个团。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这就是抓住了时机，选择好了打仗的突破口。现在，我觉得你抓《海瑞罢官》抓得好。抓到了我们对手的要害处。彭德怀是死老虎，弄得不好也会缓过劲来变成活老虎呀。”
江青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真正意思了。
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特意嘱咐：“这件事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不管写成写不成，此事不能让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人知道，也不能报告总理。总之在未发表之前，这件事一定保密。”
她这种超乎平常的态度，愈发使人感到蹊跷和不安，他们都以种种借口婉言拒绝。
“好呵，北京真是一块独立王国了，看来我们插不进去。”江青对康生说。
康生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你往后看就知道了，这里面的东西深着呢。许多问题，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暴露的。这些年来，我也觉得要在北京办一些事情十分地艰难。
“康生同志，”江青笑着地改变了口气，说：“主席让我到上海看一看，换换空气，我觉得是南方的气候好一些。为什么主席不愿在北京呆着，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是嘛，哦，我也明白了些。”康生依然是那么一副古怪的神态。“我这个五人小组成员，不过是跑龙套的角色。毛主席点了彭大个子挂帅，我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彭真批的一些文件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一条，我要给你早点说清楚。不然到时候，又分不清是非了。”
连江青也听不出，他这话的含义究竟是发牢骚，还是另外有什么含义。
康生对江青说：“我这个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在解决了同苏共领导的理论分歧以后，现在开始往国内的问题上转移。我们的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对国内的修正主义，我看得写九十篇文章才行。国内的问题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根子很深哪。我主张你要再作一些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抓住问题，彻底树立起毛主席在文艺路线上的权威，把他们彻底摘掉才行。用四清的办法究竟效果怎样，我还在考虑。”
是的，还在这年的五月，毛泽东在和康生谈话的时候，就这样向他提出：“我们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分清了理论上的是非，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是真正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赫鲁晓夫的下台，表明了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现在是到了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的时候了。谁要说我们国内没有修正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要继续搞革命了。”
康生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反复思考了很久。
毛泽东在单独和他谈话时，多次讲：“有人在秘密地整理我的材料，包括我的讲话和一些人的指示。我是从来不想给别人什么指示的，有的人专门搜集这些，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总结经验，如彭真这些人，我看也有些人是为了秋后算账。到时候人家拿出东西来，你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嘛。”
康生说：“杨尚昆指示一些人秘密录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组织上的解决，就会给一些人留下口舌。我看还是要尽快把他的问题解决。”
他又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间和他、陈伯达等人几次谈话内容，实际上已经给他们交了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实底：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认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找哲学。现在你们这些人搞得东西都颠倒了。党内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你们参加不参加？你们不参加就熟悉不了哲学在我们党内的运用。所以，我劝你们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党内包括最高层斗争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不能太保密了。”
陈伯达说：“我在天津搞四清，就接触到了许多严重的阶级斗争，都是和上层有牵连的，也就是说，幕后的党内走资派活动得很隐蔽，也很厉害。”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和他们谈话也很坦率：“你们多搞点阶级斗争，那是个真正的大学。什么北大、人大，究竟哪个大学好？我看还是阶级斗争的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我们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过去读过孔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当然也学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老师还讲了教育学，也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是社会斗争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充其量是个小学教员，中学只是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后，我学过的那些东西搞革命根本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书，可以查文字，至于内容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爱仁，实际上是爱那些剥削者。我都是如此，你们难道能例外吗？”康生说：“我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走过了一个过程的。我在中央机关里接触的都是最尖锐的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叛徒和奸细把你出卖了。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次主席号召全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农村和工厂去搞四清，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今冬、明春，你们分批下去。都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这次，刘少奇把他的老婆王光美派下去搞四清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离开了中央的规定就不好了。她下去也无非发几天烧，知识分子就是不能吃苦，经过锻炼，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你们都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总之，你们不下去就取不得对阶级斗争的发言权。”
康生说：“如果不接触实际，我们的各种研究所快要不食人间烟火了，成了神仙世界。包括现在的哲学，还有光明日报，什么文学，还有那个周谷城，以及他们的经济所也是搞利别尔曼那一套，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毛泽东笑了：“搞资本主义也可以呀，社会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是片面性了吗？我从来就喜欢他们搞点名堂，就怕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才能真正地教育和锻炼出坚定的左派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个手势，说：“刘少奇估计，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同盟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你们看，革命是何等的艰难呀！”
这时，陈伯达插话说：“脱离实际的事情，从古人到黑格尔，古今都有之，于今为烈罢了。波格达诺夫，那察尔斯基是讲造神论的，所以他们并不要求和现实所联系。”
康生马上顶他：“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好一点，考茨基比赫鲁晓夫好一点，热拉斯还讲斯大林几句好话，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犯了错误的，正因为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我们夺取政权，后来才向我们道歉。斯大林对毛主席很尊重，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完整的纲领。我们在革命的实践经验上，要比斯大林丰富得多。”
毛泽东点头后，问陈伯达：“是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谁想到马列主义？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听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意大利、兰杰、富兰克林这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地熟悉起来。”
陈伯达说：“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