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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底，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之后，跑到中国，实行他的控制中国的计划。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宴会上，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主张，认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等人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了一定的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即成形势的倾向。希望你们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毛泽东同志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是你们还不知道原子弹的厉害和威力，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进程，毁灭整个中国和世界。现在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和你们自己的时候了。
赫鲁晓夫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表示：“彭德怀同志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仅是你们中国的元帅和英雄，也是世界的英雄和反帝战士。他在中国推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显示了有足够的勇气，对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我希望你们能够改正。这样，中国共产党会更好地得到苏共中央的尊敬和支持。”
毛泽东幽默地说：“假如我提出马林科夫是我的朋友，要求你赫鲁晓夫恢复马林科夫等人的名誉，你会怎样呢？中国党内和国内的事情最好还是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你还是把你的精力放在解决苏共内部的事务上吧。彭德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会给他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九月三十日，林彪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发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文章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党的总路线很快为群众掌握，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害怕群众运动，暴露了他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性，他们在运动面前专门挑剔缺点，夸大缺点，目的是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否定成绩，否定党的总路线。我们则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做得轰轰烈烈。不要在群众运动中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文章强调指出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是通过教育和斗争一步步地占领与扩大的，每一个革命者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不断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十分重要，万万放松不得，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十月六日，周恩来总理为欢庆国庆十周年发表《伟大的十年》的文章，他说：“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下，十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就。我们可以列举大量数字和事实彻底驳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三面红旗的恶毒诬蔑和攻击。我们对这些人的斗争完全必要，经常及时。”
但是，根据康生得到的密报：就在这年的十月初，彭真偷偷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觉得也不顺耳，但未做声。等着吧，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许事情就更明了了。”他把这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轻轻地说：“我知道了，这话不要再说了，以免引起误会。这件事还需要更长的一个时期才顾得上处理。现在基本上不作考虑。”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文章，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党的分歧绝不是一般的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抗。他们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过去十年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今后十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许多民主人士，许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真理，事实经过就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再提阶级斗争，再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了。提的大多了只会引起人民的反感。”
这时，康生给毛泽东批过两封密信，反映：“一九五九年底，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早就做出的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背着党中央，带王光美到海南岛为自己秘密祝寿。陶铸等人在广州定做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大寿桃糕，专机运往海南岛，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祝贺。”毛泽东看了密信，对康生、江青等人说：“他当了国家主席了，感到羽毛丰满了，就不那么谨慎了。要注意这一点，慢慢地观察。”他对江青说：“类似这样的信件最好不要批示，直接交给刘少奇同志去处理，让他自己去考虑应该怎么办吧。毕竟是国家主席嘛。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苏联的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个麻烦的人物，可能要和他进行作战。没有一场较量不可能了。警惕他在我们党内的活动，特别是在上层。注意动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第二年的一月三十日，中宣部召开了为时很久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邓小平对会议作的指示中说：“反对修正主义不能影射苏联，在一些提法上一定要慎重；批判一定要长期打算、充分准备、细水长流，写出有份量的文章，不要一下发动总攻，不要搞成一个大运动。在出版欧洲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方面，也要坚持无害的要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给人一种无产阶级要打破一切祖先的感觉。”
十二月三十日，陆定一在这个会上的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对江青、田家英等人说：“你们告诉陆定一，他把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责任强加到斯大林头上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恶毒地骂斯大林，是从这个中宣部长起头的。他干脆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搬出来好了。我们要批评他，不允许他再这样做。否则，就让他滚蛋！”
在一九六零年的元旦献词中，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国人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阻挠破坏，战胜了几十年未遇的严重自然灾害，高举三面红旗，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工业生产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农村人民公社也逐步走上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在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铁的事实证明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彻底破产。”
这一切，作为对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毫无所知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了。“坚决跟着毛主席走”，就是他们共同的志愿。
下册
第十七章 你死我活
＇毛泽东最善于从理论上置对手于死地，他想用《二十三条》来缴刘少奇的械，但是还是没有选准突破口……＇
当天夜里，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陈伯达惊得脸色都变白了。虽然他刚刚服了安眠药，但是此时此刻连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毛泽东站起来，在房间里边走路边说话，那个模样使陈伯达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指挥解放战争岁月里的毛泽东。他也是这样，在房间里边散步边思考，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不停地抽着，吸着，整夜地不睡觉。陈伯达抬起眼皮望了望毛泽东，这位统帅的眼睛也网上了细细的红丝。江青对他说：“那个人很奇怪，本来他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总是不断地散布和平麻痹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进攻制造迷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没有少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大刮翻案风和单干风，现在突然地‘左’起来了，王光美的四清经验整起人来是什么人都要整，要把四清搞成一个大混战！’”
毛泽东连声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于是，他不停地口授着：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陈伯达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走动着。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毛泽东说得很缓慢，语言都是过去陈伯达很熟悉的一些名词：“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上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陈伯达回到自己家里，马上给王力打电话，把他叫来，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意思，让他帮助自己起草文件。王力一听这些内容，惊奇得脸色苍白：“这不是把矛头对准了少奇同志了吗？”陈伯达点点头，马上又摇头：“你不要瞎说，这事非同小可。”
憋了一会儿，王力又说：“现在把矛头对准少奇，对党的工作可是不利呀！”
陈伯达说：“现在整少奇同志是不大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然，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