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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刘少奇拿着毛泽东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对邓小平说：“主席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的结论，是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了一个阶级对待，是否科学，值得研究。你可以看一看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这样的提法是否会造成歧义，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
邓小平说：“主席的话也并不都是句句真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头脑。”
经过了毛泽东的坚持和斗争，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这次全国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
刘少奇分别和薄一波、刘澜涛、李井泉等人谈话的时候，说：“就这样维持一段时期，看看整个形势再说吧。对毛主席提出的意见，我保留了我的意见，我是要向主席妥协的，没有妥协就没有顾全大局。这是一个共产党人需要的立场。”
就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的书记处会议上，许立群和姚臻分别向彭真、邓小平传达了江青对他们的谈话精神。邓小平说：“怪不得上海首先开始批判《林家铺子》和《不夜城》这些影片，全国也陆续地批判起来了，原来风源出自江青身上。这样的批判，要降降温度，人民日报应该发表几篇评论文章，鲜明地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的观点，也不要否定有一些缺点的现代文学作品。谁也不是圣人，怎么能一点点错误都没有呢？我对那些动不动就批判别人的做法十分地反感！”
于是，刘少奇签发了《三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认为：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学术和文艺战线上对一些作品和电影的批判，已经过火了，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的批判，实际上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搞那些文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的形式，这对文艺革命不仅无利，而且很有害。所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地和各报刊马上煞车。
张春桥看到这个纪要后，对江青说：“这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两种声音。”
江青说：“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就已经事实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不然我们还要搞什么革命。文艺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些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张春桥说：“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噪音，我都是坚决地听毛主席的，听你的！”
江青说：“我们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办！”
毛泽东看到中央书记处的这个纪要后，对江青说：“看到了吗？你们的文艺革命刚刚搞了不到一年，人家就要搞反攻倒算了。他们搞的这些名堂很厉害嘛，你从这个方面进攻，他们就从那个方面复辟，弄得你们手忙脚乱，总也打不到点子上。究竟下一步你们怎么办？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总之是要打进攻仗！”
江青说：“是的，你的话都没有人听，我的话他们就更不会听了。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根据你的指示，批评了电影上的错误路线，批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和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到了周扬、林默涵这些人手里，全部给我封锁了，根本贯彻不下去。据我看到的材料反映，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文联各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大煞车。他指责前一段的批判面太宽了，对群众性的批判，不能采取尾巴主义而放任自流。要批判那种放空炮的教条主义、罗列罪状的做法。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有无党性的问题。我认为，《林家铺子》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能完全抹煞它的进步作用。”
毛泽东沉思了，他当然记得一九五九年的日日夜夜，那时有一首歌，开头就是两句话：“一九五九年，更是个跃进年，速度要超过五八年，快马又加鞭！”
但是，中共中央最高层已经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感到了不安和愤怒，毛泽东对猖獗一时的浮夸风、共产风十分厌恶，采取了一切手段加以纠正。毛泽东在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这样讲：“去年的反右斗争对我来说，是迫不得已的措施。我是主张彻底地实行大民主的，给知识分子和所有的公民前所未有的民主，是历来的资产阶级所办不到的民主，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我们党密切地联系群众，用大民主也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揭露我们这个党和国家的黑暗面，揭露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党内有些人害怕这种武器，加上有少数右派分子公开要推翻共产党，使我们的整风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这是很遗憾的。据初步统计，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到一九五八年六、七月宣告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我看，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也有划分错了的。错了好办，我们马上就改正。从今年开始，我建议对划为右派的人分期分批地进行摘帽子的工作。这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原本不是为了整这部分人，而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当然有好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一些错误的打击，我看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现在，我还是致力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切实地搞好。”
从一月开始，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示，连续召开了教育、宣传、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会议，对一九五八年文教战线上的问题进行总结，纠正错误。有人密报江青：“中宣部对去年的工作进行反攻倒算了，他们正在大刮右倾机会主义歪风。”江青说：“让他们搞吧，搞到什么程度算什 么程度，现在我们还顾不了许多。”
中宣部指示文化部党组：“要认真地纠正和检查一九五八年的文化工作，吸取浮夸、吹牛的教训，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群众运动的成绩。”周扬对作协党组说：“你们就应该是向右转，但是要转得自然，不要给人家一种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样子。”
陆定一说：“现在这样的文化工作再搞下去就要亡国了。我反对动不动就要工农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主张，他们毕竟对文化不懂嘛。让他们去写诗，可不就是喊口号嘛。用文化大普及、写中心、画中心这类口号糟蹋我们的文化艺术，是过去一年的教训，值得好好地吸取。”陆定一在几次会上说：“去年动不动就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没有权威怎么能行？我看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拨。厚古薄今的口号，并不错；厚今薄古也不完全对。无论古、今都是‘钢板’，厚薄都有用，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教学上的改革热情可嘉，程度太低。部队提出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看就是实用主义。学校学哲学要学些条条，学不懂也要学，不能学了立即就用。”周扬在会上说：“现在动不动就批判，弄得教授都不敢讲话了，其实这些权威他们是有好东西，是值得我们要学习的。现在根本问题是我们老同志不是‘秀才’，又不培养‘秀才’，这对下一代就是犯罪。”胡乔木也提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破烂，也不要无产阶级破烂。我们需要的是文化艺术的珍品。现在教学秩序就是搞乱了，学校当然要以教学为主，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嘛，还讨论什么？”
后来，陈伯达在总结这些会议的时候，说：“一九五九年初陆定一、周扬这些人在文教战线上搞的这套反攻倒算，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面向党进攻的前奏。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是让彭德怀利用了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我们既要用他们，又要同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限制、改造和利用的方针，是我们党的一个经验。对你们是否有用，你们可以考虑。但是，我们是在总结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提下提出我们的方针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等人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基本路线，指出：“苏联国家机关在国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已经没有了”等等。赫鲁晓夫在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出了三面红旗的左倾路线，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搞得民不聊生，是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我们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瞎指教。”
就在这年二月，周扬到上海布置周信芳上演京剧《海瑞上疏》。柯庆施对毛泽东说：“《海瑞上疏》这个戏借古讽今，是影射主席你的，我看戏的目的是要鼓动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我们进攻。”毛泽东说：“好啊，我倒是想领教一下借古讽今的作用。我这一生啥都经过，就是没有经历过别人用历史剧来骂我的事情，很想欣赏欣赏。”
于是，各地纷纷掀起歌颂敢于骂皇帝的反映海瑞的作品。吴晗在彭真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于六月十六日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长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广泛为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进行赞赏和捧场。
二月二十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时说：“最近苏联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差不多各方面的论点，我们都是赞成的，同我们的看法一致。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愿意让苏联的同志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应当很好地发展下去。”
邓小平也在这一次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现在还有人说话言过其实。就像涂脂抹粉似的，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对一些不恰当的吹捧，党内一部分人就要飘飘然，认为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还没有翻身。要真正达到美国那样水平，我们才吹得起牛皮。”
邓小平谈到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时，说：“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是长期的，但是不能天天说改造，天天弄得那么紧张，就能改造好，那是空想，办不到的。改造也需要潜移默化，是一个长期的思想工作，得慢慢来。”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