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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不如身教’。全国解放后，相当多的首长改组家庭。请督察委查查那些女人的出身是什么成份？现在，反修防修、阶级教育提得更高，首长们是领导全国革命的，万一让‘美人’缠住了，怎么办？令人担心！所以，我建议：可否劝告王光美同志放自爱点，老老实实地当夫人，不要冒充领袖。请领袖也不要亲自去表扬她，是好的群众也不会说她不好，要相信群众嘛！”
江青对毛泽东说：“这封信虽然有些偏激，但是说明了王光美在党内并不是得人心的，是否把这封信转发下去？也让有关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毛泽东摇摇头：“我看没有必要，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可以把信让刘少奇看看，让他知道什么是人心所向就得了。这类事情，轮到谁头上也是有的，我们不要借用那些小动作。马列主义要采取正大光明的斗争战略，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态度，就是一次公开的宣言，要在我们党内特别是最高层，公开我的基本态度，你们可以作一个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站在我这边的，有多少人是跟着人家走的，掌握了这个情况我就胸中有数了。”
第十五章 难求平衡
＇毛泽东说：“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的生日。
从来不主张给自己祝寿的毛泽东，突然破例地对江青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己的秘书田家英说：
“我的生日到了，一不摆宴，二不让人送礼，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请上几个劳动模范，请上几位中央负责人，谈一谈话，也算开一个小会，表示庆祝，你们看怎么样？”
江青说：“可以，就这么办吧。”
于是，这天上午，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上山下乡青年董加耕、邢燕子等人，和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出席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一见陈永贵，当着刘少奇等人的面就问他：“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回答：“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普遍地提高了。”
“好！”毛泽东说，“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什么四不清的人的问题。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的社教如果仅仅是解决四不清的问题那就大低劣了，我们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刘少奇觉得很难堪，就没有多说话，只是在和毛泽东碰杯的时候说了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是否认为我会死在你的前头吧？”毛泽东突然幽默地说，“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我觉得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十年，我是不会轻易地去见马克思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和陈永贵等劳模和群众的代表在一个桌子，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江青不停地走来走去，给人们敬酒。
毛泽东来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周恩来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解释：“主席今天喝了不少酒，讲的话大家要正确理解。”
于是，在场的人们都把话题转移到了社教上了。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他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那没有说的，坚决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臭！”陈永贵回答得很干脆。
刘少奇和邓小平面面相觑，没有再说什么。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十三条草案，他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他对江青说，“现在他们想给我划定框框，我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他们划定的界限。不能由他们来操纵我的活动。”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回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林彪同志已经表示，解放军还要继续高举我的这面旗帜，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这次会议上，当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发言完毕后，毛泽东讲话了：“我今天不仅想参加会议，而且还想讲讲话，你们欢迎吗？”这时，会场里一片掌声，他笑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刚刚刘少奇还在这样讲，现在毛泽东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与会者全部怔住了。刘少奇虽然在表面上还能沉得住气，但是脸色显然大变。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与会者一下子都明白了，毛泽东是在批评刘少奇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里的内容。
毛泽东把那个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继续说：“你们看看这篇东西里有多少是针对社员的！”经毛泽东划出来的段落主要有：
第一条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里有：“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毛泽东曾经对江青、陈伯达说：“你看这里面包罗万象，打击面很宽广，有多少对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条题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里有：“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说过：“刘少奇所说的四清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里所讲的‘敌人’又是谁？哪里有这样的敌人？一切都很糊涂，说穿了，都是一些社员群众！”
江青说：“《后十条》里的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一句话，他的斗争矛头大都是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连半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