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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从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的嘴里说出来，更加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有人反对搞四清，拉拢群众，有计划地搞阴谋。阶级敌人十五年来摸熟了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式，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在座的还要高明，以此来跟我们斗。他们对党的政策比我们还记得牢。过去革命中，敌人拿着枪，是公开地斗，而现在呢，敌人是隐蔽的，而且有时是以工人、贫农的面貌出现，有时自己不露头，让代理人出面。现在敌人跟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利用找们的政策、干部，利用我们的党员面貌，利用我们的口号跟我们斗争，从而夺取领导权，这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
对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毛泽东看得更加认真：
“敌人向我们斗争，主要采用‘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表面上拥护你，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敌人斗争方式变了，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们有些基层单位一直是阶级敌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华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扬在天津附近蹲点，那儿的党支部就是地、富、反、坏当家，有些是他们打进来的，有些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单位的干部贪污盗窃严重，很容易被他们拉过去，‘和平演变’，舒舒服服地拉过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会主义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进行艰苦斗争。毛主席说，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这就是说，全国基层领导核心中将要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进行撤换，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呀！
毛泽东看到这里时，想起了康生介绍北京京剧团时所说的话：“这个团在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定薪、张梦庚等人的支持下，基本上也烂掉了。马连良经常通过走私来扎吗啡和杜冷丁。一九六三年四月马连良去香港演出，提出要扎吗啡，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批准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行。’立即去找卫生部长崔月犁，经过他们的批示，由特种药材公司特供。马连良开始每天扎一针，后来增加到每天八针，晚上有演出时，还得增加一针，最多时一天扎十三针……”
毛泽东当时就对康生说：“这不是马连良的问题，扎吗啡演戏，也是迫不得己的事情。过去他这类人沾染上了毒品，是旧社会的罪恶，不要强求于他。但是市委难道就不想想别的办法，帮助马连良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吗？江青多次跟我说：“马连良本来想演出现代戏，和她商量过具体的办法，但是市委一些人对他说：你主要是演好传统戏，不要失传了。你演现代戏丢掉了传统戏的精华，还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所以，马连良这样的同志也是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江青有时很同情他，但是对他的一些固执性的陈规做法又十分着急。我看这次四清对剧团应该有特殊的政策，不要太不通人情了。”
想到这里，毛泽东继续阅读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形势分析：
“农村犯了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是多数，还有不少单位有严重的四不清，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或集团，都要从上级领导或机关找靠山，干部如不是一般的四不清，而是严重的四不清，或集团，都得要找靠山，保护人，大概这是一个规律。科员若不把科长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处长若不拉局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一个局长不拉个部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部长不把个省委、地委书记拉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不拉公社，公社不拉县委，也不敢大搞乱搞。农村搞完四清，要追查四不清的根子！工作队提出四不清的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说，不仅在下面，上面也有根子。群众这话我很注意，上面的根子一定要追，不管哪一级，哪怕是县委、地委、省委、中央，我们都要追！是谁就一定要追到谁的头上，过去土改就有这种情况。”
这个话，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中间，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刘少奇讲得非常具体：“有一种人是糊里糊涂的，不大清醒，受了些礼，吃了顿饭，做了下边四不清的根子和保护人。还有一种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下面做些什么事，他不知道。再一种是有意包庇坏人坏事。不管哪种根子，都得挖出来，中央的决心很大。不清醒的要他清醒，官僚主义要改变，包庇坏人坏事的要处理。现在敌人和我们的斗争方式已经改变了，敌人变得聪明了。地、富、资产阶级很会搞合法斗争，搞两面政权，‘和平演变’，比我们共产党人还会搞。过去我们采用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他们斗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全党的干部没有学会和他们作这种斗争，因此跟坏人作斗争打了败仗。必须直接参加今天的革命斗争取得经验，才能领导今天和今后的工作，否则不能作领导工作了，如自己不去蹲点，别人就超过自己，你自己不去蹲点，别人汇报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现在先开座谈会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不行了，因为基层干部对许多情况不报告，现在该采取什么方法？要在斗争中认识客观真买情况。搞五反、四清，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参加劳动，才能把情况搞清楚，要经过斗争，有的可能很激烈。有的蹲点蹲不下去，说是对四清、五反、蹲点认识不够，这也对，其实还有，是怕艰苦。官僚主义不是革命领导方式，我们要革命化，各级领导同志革命化。机关、工厂、农村革命化了，中国面貌才能改变。中央在二十多年前说，一般号召跟个别指导相结合。现在就只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以后新的工作来了，领导都要亲自蹲点，取得经验，才能一般号召。有人说因为忙，没有时间蹲点这不是理由，有许多领导同志，休养可以，病可以，死也死得，就是蹲点蹲不得。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不改变就要想办法让他搬家，就是要撤他的职，不要让他继续当领导了。取得直接经验很要紧，这个革命要进行几十年。”
刘少奇说得非常形象：“现在敌人和坏干部想了许多方法来跟我们斗争，我们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斗争的经验，我们有点落后于敌人。要搞好四清、五反，除了一批蹲点，还得组织专业队，这就不是一批两批，几个月，而是要几年、十几年，到工作结束为止。要有一些职业革命家。搞四清的力量有三种：（一）职业革命家，（二）工作队，（三）受锻炼的。五反一般也要搞工作队。过去没搞，没发动群众，不行。不论农村、城市没领导干部来领导工作队去搞，就斗不过有组织的、上下左右有联系的坏人。没有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搞好四清、五反。华北的四清比原来的四清扩大了，原是经济上的四清，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不只搞经济上的四清，要搞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清。许多地方四清、五反发动群众不够，搞好的很少。”
刘少奇批评起干部们来也是很尖锐的，他说：“大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这叫什么大革命？许多同志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怕影响生产，怕工作队与干部搞不好关系，怕以后平反，怕……，总之，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怕，这不像干部和党员。有些同志一提运动心惊肉跳，这算什么干部党员呢？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我讲过对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热情支持，积极领导，还是指手划脚，旁观反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我们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应迅速纠正。有的同志只管生产，最多还管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只管一个．或两个，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在今天阶级斗争的环境下，如不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搞不好的。敌人复辟了，你搞科研有什么用？这是个很主要的问题。冶金工业部在甘肃的白银厂只搞生产，就搞不好，现在派工作队，阶级斗争搞了一下，生产马上搞上去。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这是搞不好的。历史上有人提出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救不了，我们是革命救国论，结果救了。不搞好阶级斗争，别的就搞不好，要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服务。一切党员、支部、公社党委、县、地、省、市委必须与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把四清工作搞好。如有阻碍发动群众，阻碍工作队工作，都是错误的，要立即纠正。有些单位把工作队赶回来是不对的。如有阻碍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批判、斗争以至处分。有的地方规定工作队由公社党委、支部领导，这要看如不阻碍工作队，密切合作，那可以。如自己有问题，他怎么领导工作队？干部躺倒，妨碍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干部躺倒是反对五反、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口上说不当，实际想当得很，他们白天说不敢，晚上他们就去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央两个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缺点，对放手发动群众提得不够，要修改双十条安了他们的心。第二个十条讲了两个依靠，一是依靠贫下中农，一个是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组织要看情况，如果他们本身脱离群众，严重四不清，怎么依靠？要依靠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对一些模范支部，也要看看听听，再作决定。有些模范并不模范，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是漏网的富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并列起来。文件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的前提。这不对，应相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许多基层干部犯有不同性质的错误。要弄清楚了，才能好好团结他们搞好工作。团结是工作，斗争的结果。退赔退得不好，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他们不退。他们能不能退？我看可以，他们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大肥猪、房子，如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卖掉了，就可退了。讲退赔我们有些同志首先考虑他生活困难等等，而不考虑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是个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要做好家属工作，你们要问他：你愿意你丈夫搞贪污分子还是做共产党员？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不退群众恼火。好的基层干部就不怕发动群众。工作队必须发动群众搞好四清、五反。劳动者出身的干部犯有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后，可以改变过来的。群众发动以前，一般要抵抗，但出身好的，多数可以争取，就看你们能不能斗过他，至于坏干部，后边有阶级敌人，不好好斗，不一定成功。你一进村，一切行动在他们掌握之中，优势在他那儿，他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喂你、盯你、饿你、攻你、躺着不干，赶你。我是国家主席，下去蹲了一个时期就给他们赶过。那一年我到湖南，给他们介绍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