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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对这个估计非常赞成。他说：“没有反右，就没有共产党的政权空前巩固。这一点要看清楚。”
但毛泽东看得更远一些。他对党外右派的进攻不是太担心，他担心的是引起党内右派的共鸣而掀起乱子。所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同一次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党内分裂的问题：“现在讲点黑暗，我看我们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大早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分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我们这个党搞得不好，要分裂。当然我们搞得不好，不会分裂。但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这种分裂就是党内出了反党分子或者是反党分子把我们搞掉了，两种可能都有。”
毛泽东一提这个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紧张，他们担心党内再出问题。
毛泽东解释道：“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比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现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中央委员更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要跌跟头。凡是不顾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该闹分裂嘛，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一出现分裂，不是小分裂，而是大分裂。一九五七年七月上旬，我在杭州时，苏共中央派来了米高扬、阿布拉希莫夫等人，向我们通报苏共发生分裂的情况，就是把苏共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定成反党集团。将来我们党内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后怎么办？反正我有一条，资产阶级上台，我就重新上井冈山，重新搞革命，无非是再来一次打游击嘛！〃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此时此刻讲这些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着毛泽东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不但在全世界各个社会集体和阵营，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种种猜测和估计。对这个神秘的古国究竟走向何处议论纷纷……
仅管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就主管华北局，兼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担任了北平市公安局长，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究竟要走什么道路，他们也是模糊不清的。毛泽东在和宋庆龄等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时，坦诚地说：“我们党的干部在建设国家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干部除了在打仗方面，被蒋介石逼出来了，成为专家外，在建设和管理上，没有什么水平。我很清楚我的高级干部，所以真正管好这个国家，得依靠诸位！〃但是，毛泽东的头脑确实很清楚，他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三月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己经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俊，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他惊人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得到全党甚至中共最高层的重视。
迅速而来的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成员一起讨论类似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时，许多人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了明显的担优，对完全仿效苏联而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时，刘少奇在九月二十四日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也反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这个临时宪法里，他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于是，在九月三十日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决议的第二天，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紧接着就出现了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那最为壮丽的一幕，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幕。
这一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凭借武装正式夺取了中国的政权，成为执政党。
这一天，也意味着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血肉之搏和艰苦斗争，成为对中国人民负责的领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底子也摸透了，他对毛泽东说：“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里的领导核心成员，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连文件和基本理论都懂不了多少的莽汉和农民。毛泽东如果不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导师和最高领袖的职责，这个党和国家必然要四分五裂而拢不到一起。”
所以，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革命的胜利，致命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把世界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儿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社会主义革命的职能，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周恩来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
刘少奇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要职。一批长期革命的军政要员，如东北局高岗、西北局习仲勋、华东局饶漱石、西南局邓小平、华北局刘澜涛、北京市彭真等陆续调到中央，担负中央重要的领导职务。过去，由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他为核心作为出发点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毛泽东把全国的整个工作，作为一盘棋子。他是操纵和安排、调动棋子的一方决策人。另一方的对手呢，他认为应该是时间老人，或者叫历史老人。至于王明、李立三、刘少奇、高岗等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十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十月底，刘少奇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知识分于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一点可以告诉你们，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也是领导阶级的，在座诸位大多数都在内。没有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能建设好的。”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国家，是刘少奇治国的一个出发点。
彭真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也开始推行“教授治校”方针，让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提出：“在这里不要再说什么党的领导。”他在私下说得更清楚：“我们干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不放手让人家干呢？该放手的时候必须放手，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和道路，并不是普遍可以运用的。同志们，不是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曾经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后选择自己愿意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产生了一种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可能。如果你们机械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就会付出相当的损失和代价，而且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谈到经济恢复工作时指出：“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毛泽东长时间地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会面，在得不到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