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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时，引用了这个材料里的数字，说：“很有说服力，这些右派绝大多数确实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政党不满的，不能说没有冤枉的，但是大多数的右派分子是和我们有敌意的。这次斗争的积极意义不能低估。低估了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山西团委的报告中继续说：“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团内右派分子的形成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连同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分子，共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十九。他们从小就接受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他们的家庭或亲属被改造或被斗了，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下降了，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他们不劳而食、过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迷梦，于是他们从骨子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并时刻盼望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有时在平时假装积极，掩护自己，而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便暴露了原形。有些团内右派分子家庭出身并不坏，有的甚至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新社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们本应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相反，由于他们长期容忍了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忽视了思想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分不清好坏，恩将仇报。在工作中经常闹名誉、闹地位、图享受，从不考虑自己给党给国家有多大贡献，而是口口声声埋怨党和国家对不起自己。他们以‘知识分子’自居，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似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他们就搞不成功。对领导他们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看到领导干部待遇高一点，就说他们‘共产党内的特殊阶级’；而在工农群众面前则要求特殊待遇，如与工农一样就认为是损害了自己的身价，‘太不公平’。在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非法的，它只能到处碰壁。这样，他们个人野心不能得逞时，便对一个人、一个机关、一个组织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于是他们便图谋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现实，有的并到处寻找和投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结果发展成为右派分子。”
毛泽东说：“可见对右派分子的教育和斗争是一场大的运动，我们要继续持久地开展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在一九五七年底，康生亲自向毛泽东转送了一份材料，反映刘少奇指使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搞一个党员干部被俘虏后所犯各种错误的《六条意见》，材料中说：“安子文在这个中组部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应付敌人的时候有错误行为（如只履行了一般的自首手续），或者写了反共启事，等等。对这一类干部，在政治上应赋予完全的信任，不应该因为他们有各种历史问题而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共产党员在应付敌人的时候，有过错误和在敌人面前曾经一度动摇的，如过去已经恢复了党籍或已重新入党，可以不变。’甚至那些有过自首行为，对党长期隐瞒的人，也可以让他们担任政府或其他非党组织中主要负责工作，还可以‘重新人党’。”材料建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
毛泽东把材料重新交给了康生，对他说：“现在还是反右，这个大方向不要动摇。其他的事情，分期分批予以解决。”
正在兴头上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刘少奇也说：“全国人民在这个号召的鼓舞下，中国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跃进势头。我看，我们明年的大跃进是有指望的。”
中国的老百姓，对最高层的反右决策过程是并不了解的。即使中央最高层的所有领导人，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任何人真正站出来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而都是异口同声地采取了响应的态度……
第十一章 名震上海
＇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气候，逼着各种牛鬼蛇神亮相，他们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不跳不行，非跳不可！这也叫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嘛！＇
江青把毛泽东的批示交到彭真的手里，说：“主席对学术批判的指示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书记处为什么顶着不办，令人感到奇怪。在你们的眼里，主席的话还算数不算数？”
彭真对江青的顶撞不以为然，他知道无论自己怎样解释都未必能取得她的理解。江青．近几年来说话、批示都十分硬朗，几乎叫人没有辩解的余地，她也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曾经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过：“江青同志有她自己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们之间也是经常展开辩论的。我不习惯强迫她接受我的意见，她也并不以我的意见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她有她的独立人格，这一点我很欣赏她。她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曾经收到过反革命分子写来的信件，把她和唐纳的关系说得乱七八糟，其实江青那时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她需要唐纳的掩护，但是唐纳是真心喜欢她的，要和她如何如何，江青同志是保持了她自己的气节和尊严的。这一点，我在常委会上给大家作过介绍。今天给你讲一下，是因为出现了有人攻击林彪同志和叶群同志的匿名信，也是在林彪老婆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些都是很讨厌的东西，但是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又不行。至于江青同志讲的工作上的情况，你要根据实际来正确处理。特别是京剧改革上的问题，你可以给她于一定的支持。她的看法，你可以考虑，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对待。”
毛泽东丝毫没有表示出一定要对江青给予支持的意思，彭真就要对江青提出的任何情况作分析了。所以，他对江青的批评，只是报之沉默和冷笑处理。
彭真看了毛泽东关于对人民日报的有关批示后，心潮起伏。他想起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经常委会讨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毛泽东对康生和自己说的一番话：“我们是在为人民日报树威信，其实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对理论抓得最差。他们是从来不搞意识形态的研究的。今后，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纸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迎来送往，这个会议那个会议的，可以少登嘛。如果一定要登，也可以增加一两个版面，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你们要负责和中组部联系一下，给他们配上几个能力强的干部。彭真还没有完全理解了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含义时，毛泽东又在这年的二月三日在人民日报起草的报告上作了批语：“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
于是，人民日报后来开辟了《学术研究》专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毛泽东再次说：“人民日报一定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是搞政治。我们现在的理论很差劲，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方面。某些什么权威把持着阵地，小人物的文章根本发表不出来。我就是喜欢争论，你们一些人就是有苏共赫鲁晓夫那套老子党的作风，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这样怎么得了！现在我们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就是要在国际上带个头，同时国内的争论先从学术方面开头，真正地搞起来。”
《人民日报》学术版创办不久，康生就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始终鼓吹“合二而一”的问题，并给毛泽东送上一份杨献珍问题的材料：
“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公开提出‘合二而一’的论点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以来极端仇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暴露。早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参加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后发表《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就恶毒地说：‘我们作领导工作的人，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看不起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就是那种把自己看作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而把别人看作一无所知的愚人。’这话是直接地指向毛泽东同志的。据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六一班三支的一次讨论会上插话说：‘经过了三个朝代，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孙定国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交代问题时揭发：杨献珍最近对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写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章，就像苏联过去一些文章对待斯大林同志那样，不是斯大林同志发展的，也说成是斯大林发展的。’早在一九五六年，杨献珍就说：‘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就是米丁的《哲学大纲》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
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对康生说：“杨献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呢？就是为了同修正主义搞统一嘛。他多年来就是反对我的，提出‘合二而一’就是为了反对我提出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这个人的问题需要彻底查清，可以把他的观点公开见报，引起讨论。这是一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预演。搞好了，对开展学术讨论，从理论上先造成反修的势态。这是一件大好事嘛。”
于是，从《光明日报》发起，到《红旗》杂志参战，最后《人民日报》和北京所有的报刊都纷纷上阵，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口诛笔伐。
这下，中央党校原来曾经支持和同意过杨献珍哲学观点的人们，也纷纷反戈一击，投身到“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之中：
曾经写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的作者林青山，于一九六四年写的《杨献珍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初步材料》里揭发：“一九六一年，有人找杨献珍谈新疆班学汉语是以毛选为教材时，杨献珍咬牙切齿地说：‘猪肉好吃，顿顿都吃，也消化不了。’后来，我对他说：‘有人对合二而一这个命题有意见，你说这个命题能站得往脚吗？’杨献珍说：‘能站得住脚，拿出去发表吧！’”
他还揭发，杨献珍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对他们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